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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之第十四章: 浴火重生

http://chenlinsen128.blog.bokee.net    2015-3-18

第十四章 浴火重生

197610月,四人帮覆灭,宣告了在中国肆虐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也预示了影响中国二十年之久,折腾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损害几亿中国人及其家庭的左倾路线即将退出历史舞台。饱尝极权、动乱和贫困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否极泰来的希望之光。李奇昌也从各种渠道得到消息,感受到了春阳破冰的信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条战线开始拨乱反正,共产党着手纠正历史的错误,报纸上、广播里,不断报道有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的消息、社论、文章,使李奇昌感到振奋,用余福智的话来说就是“平反之声渐近矣”(《临江仙·东河》小序)。

转眼就是1977年,这是李奇昌被禁锢在原籍农村劳动改造的第19个年头。回顾解放前夕,李在初中读书时,最爱唱的一支歌是《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在他的心中竖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现在他为苏武写下一首诗:“笔扫边声动,冰天万里浮。上林征雁晚,北海汉使愁。风寒思故国,肝胆照白头。遥夜倚旄节,望月警番楼。”他心想:19年后,苏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今天,我也经历了19年的苦难,何时可以得到我失去的自由?

李奇昌给当时的星子县革命委员会写了一封很长的申诉报告,对自己进行无罪申辩,要求为自己的冤案平反。他本人也多次前往县城,找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情况。

然而,历史的惯性不会很快消失。有一天,县委某副书记在县城碰到李奇昌,对他说:我对你说句实话,你的报告我们传阅了,你还应该改变态度,这样不好。你的问题迟早会解决,但你的态度不应该这样,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是熟人,我才对你说这句话。

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当年执行极左路线的领导同志,不是检讨自己的责任,不是反思过去的错误,而是挑剔受害者的态度。这既说明李奇昌的倔强、认真的性格历经磨难而不改,也反映历史转折时期的某些县领导同志对李奇昌的历史成见没有完全消除。当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车轮总在前行,平反冤假错案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1979219日,蓼花公社收到县“摘帽办”通知,决定摘掉李奇昌右派分子的帽子,恢复城镇户口,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但未提及恢复党籍。李奇昌说,不恢复我的党籍,就是平反不彻底,我不会接受这种方案。对于一个青少年时代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把政治生命看得与生理生命同样重要。在采访中,李奇昌吃吃地说:如果仅仅是为了物质生活,在哪里不能养活自己?于是,他再次向上级提出申诉,要求恢复党籍,重返党的组织。197945日,中共星子县委作出正式的书面结论,恢复李奇昌同志的党籍。文件全文如下:

 

改正通知书

星改字(79)第13

李奇昌同志于一九五七年四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根据中共中央中发(7855号文件精神,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划右派定案结论和行政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行政21级,从一九七八年十月份执行。

            中共星子县委会(盖章)

                      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

 

1957年全国划了55万右派(实际不止此数),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摘掉一批“确已悔改”的右派帽子,数量约占全国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十(但一律不恢复党籍)。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以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当时的形势,曾向中央提议对错划右派进行甄别,但受到中央严厉批评,这一报告搁浅,从而为错划“右派”平反的工作延误了近20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组部部长,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排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干扰,对蒙受冤屈20多年的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一次对于错划的“右派分子”,不像过去那样用“平反”一词,而是采用“改正”的说法(中央对于反右运动的定性是“扩大化”,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对当初确实错划的右派才予以改正,仍保留一批没有错划的右派只摘帽不改正;只是改正的“右派分子”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占“右派”总数的99%以上),在待遇上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作出经济补偿(即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只是因为地方落实政策与中央下达的文件有一个时间差,李奇昌落实政策时补发了几个月的工资,当时拿到手的有400多元钱,相当于补发了半年的工资。他落实政策后分配到星子中学,在办公室工作(没有任命职务),恢复21年前的工资标准(行政21级),加上“粮贴”,每月实际工资59.5元。

李奇昌右派改正以后,已经年过不惑,仍是孑然一身。有不少好心人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他自己也觉得需要重新成家。1980年,有人介绍在县造船厂工作的一位女工和他认识。这位女工名叫潜秋珍,时年32岁,未婚,1965年初中毕业,进星子县造船厂学徒,岗位是车工。年青时因受家庭成分的牵连(父亲被错划为资本家),影响了婚姻问题,后来工作辛苦繁忙,又因高不成低不就,一不小心成了当时的“剩女”。但当时李奇昌已经44岁,潜秋珍与他足足相差一轮;李有婚史,潜还是闺女。对这件婚事,潜秋珍当时并不心甘情愿,潜母更是极力反对,怕女儿跟了他受苦。除了年龄悬殊,还因为李奇昌曾经瘫痪过,身体受到影响,腿不方便,认为结婚后要伺候一个老头。然而,当时社会舆论对李奇昌充满了关怀和同情,有不少人主动出面给女方及其家长做工作,在潜秋珍的身边撒下了一张几乎是密不透风的游说之网。人们用太多的理由来说服潜秋珍:单位好,工作稳定;当过教育局长,有才华;人正直,品德好;长相英俊,虽然有40来岁,但看上去只像30多岁的人;除了腿有点后遗症,其他身体都不错;虽然离过一次婚,但那是形势所迫,生活作风很正派;他过了苦日子,更能珍惜现在的幸福……在这种种的游说和劝导下,潜秋珍终于接纳了李奇昌。

虽然潜秋珍接受了李奇昌,潜母还是不肯接受这个女婿。即使在他们同居以后,潜的母亲仍将李奇昌拒之门外。所以他们的结合,只是打了一个结婚证,连简单的婚礼都没有举行。生了孩子以后,老人家也不去探望头一个外孙。潜母甚至声称:秋珍可以回娘家,但不要把李奇昌和孩子带回娘家。后来,经过很多亲友的好言相劝,终于软化了潜母,她终于答应潜秋珍把孩子带回来看看,这个家庭的“危机”渐渐总算解除了。

婚后,夫妇二人增进了互相了解。在各种场合,潜秋珍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议论丈夫的不幸遭遇,更加认识到李奇昌是好人遭受折磨,是万恶的极左路线多年来把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男人折磨得九死一生;如果不是“反右扩大化”,他原本有非常幸福的家庭和非常光明的前途。他落难以后,为了不连累前妻,主动提出与前妻离婚。他在肃反运动中保护了别人,却让自己坠入苦难的深渊。他就像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他人而甘愿自己蒙难。总之是李奇昌的真实形象在潜秋珍心中越来越清晰了。

在一次洗澡时,潜秋珍意外发现李奇昌背上有一个吓人的大伤疤,当问及原由时,李眼泪直流。原来他因长期瘫痪在床,下乡后又因卫生条件欠佳而生了背花(学名背痈,现代医学统称化脓性感染),到公社医院看病,医生说开刀要30元钱,可当时家里3元钱也拿不出。幸亏医院有一位出身中医世家的詹成坤医师,一心救死扶伤,偷偷写了个纸条,教给李奇昌一种叫“水马齿苋”的中草药,将疗法和疗程详细注明。李奇昌在高人指点下,到水塘边寻找到了这种草药,依方调治,经过几个疗程,才把这病治好。就这样,潜秋珍由对李奇昌的同情到敬仰,决心照顾好老李,陪伴他平平安安地度过下半辈子。

其实笔者和老伴很早就认识了潜师傅。那是19849月,星子中学兴建了一栋四层教学大楼(以前只有两层的教室),16间教室,新学年可以交付使用。但当时天气炎热,教室南面没有走廊,阳光毫无遮拦,室内温度太高,需要悬挂窗帘。学校就请家属统一加工窗帘,恰好请的是内人和潜师傅两人。加工窗帘的时间是当年的暑假。那时他们的大儿子还很小。我一直以为她的姓是钱币的钱,现在才知道是三点水的潜。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姓氏。听潜师傅说,星子只有她一家姓潜。她还说,她的老家是靖安,原来我们还是真正的同乡。据查,全国潜姓总共不足六千人,大部分集中在浙江缙云;江西靖安有520人,是潜姓的第二大聚居地。潜师傅会说都昌话,又在造船厂工作(因为历史的原因,造船厂有不少都昌人),我们一度以为她是都昌人。

1981年他们的大儿子李勇(化名)出生。当时丈夫45岁,妻子33岁。中年得子,枯杨生稊,亲友们都向他们表示由衷的祝贺,李奇昌更是寄情于娇儿绕膝的兴致。在困境中长大的大儿子非常听话,学习勤奋。1996年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进了重点高中,给他们凄苦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正当此时,潜秋珍所在的工厂改制,工人下岗,迫于生活,她来到广东东莞打工。恰逢李奇昌退休在家,可以照料家务。李勇进入高中以后,弟弟重病的干扰,妈妈下岗的影响,使李勇的学习成绩一度下滑,性格也变得沉默寡言。在东莞打工的潜师傅获悉儿子学习受到了影响,心急如焚,归心似箭,只工作了半年就返回家乡。1999年李勇高中毕业,考上了九江师专,2003年本科毕业,顺利地当上了中学教师,结了婚,生有一女,周末一家三代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1986年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李为,希望他将来能有所作为。但事与愿违。李为在一岁时出了一件意外。有一天晚上,这个小儿子突然高烧不退,当时潜秋珍在上晚班,李奇昌急忙把孩子抱到潜的厂医务室打针(这里有一个好的儿科医生),打好了针,烧也退了一点,这时夜已很深了,在回家的路上,李奇昌受伤的残腿发痛,身子一歪,大人小孩一同倒栽在两米多高的枯水桥下。这是致命的打击,虽然性命保住了,但从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就成了植物人,不吃不喝,也不睁眼,靠针剂维持微弱的生命。这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因买房子而债台高筑的家里,又得借钱给小儿子治病。这不但要花费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用,而且是漫长的求医路。十多年里,夫妇不知走进过多少家医院,求过多少名医的诊治,药物、按摩和偏方,所有能试的办法都试遍了,光是鞍山制药厂生产的“增智助长丸”就吃了近一箩筐。命总算保住了,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医生说:后脑受伤,医生没有好的办法,回去好好调养吧。从此伤残的小儿子成了家庭沉重的包袱,大小便不能自理,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没有哪个托儿所愿意接收这个可怜的孩子。父母又不能不上班,只好花高价绕过几条街送到一个好心的蔡婆婆家照看。

后来,也许是父母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努力触动了小儿子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也许是诸多药物的综合效应,也许是上帝不忍心把一家人摧残得太苦了,直到小儿子8岁的时候,他的病才有了一线转机。有一天,他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接着又站了起来,并且开始叫第一声“妈妈”。又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照顾,到今天生活可以基本自理,但仍然不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他不能上学读书,不能掌握劳动技能,不能与他人正常交流,不能恢复正常的思维能力。每天都在外面无目的地流浪,饿了就回来找饭吃。所幸没有破坏性,所以不担心出现意外伤害或伤害他人。但他至今偶尔深夜双手抱头,惨叫喊痛,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现在算年龄快到30岁了,成家固然是奢望,将来父母不在了怎么办,是个很大的未知数。按现行政策目前吃上了低保,每月可从社区领取290元钱生活补助。李奇昌说起此事觉得很惭愧,说这本来应当是我自己负担的。李奇昌说:秋珍有一次提出这个事怎么办,像这种情况政府会不会管?我说算了,自己负责,不同意申请低保。后来民政局长的夫人在南康镇工作,知道这个情况,就主动动员我们申请低保,帮我们办好了。

那天我正在采访李奇昌,时间大约下午三点钟,忽然有人猛烈地敲打院子的铁门,李奇昌说:“老细来了。”我看他腿脚不太方便,连忙跑过去把院门打开,只见那个天天可以在街上碰面的流浪儿站在门外,衣服还算整洁,但五官与正常人不一样,他习惯性地歪着头,凶冷地隔空咒骂:你怎么不死?他视我——一个陌生的客人如无物,没有任何正常人应有的礼貌与好奇。李奇昌没好气地回应说:我死了你要讨饭!潜秋珍默默地走进厨房张罗给儿子热饭。原来他是回来吃中饭的。

回头说到1984年李奇昌从县中调到教育局,从事教育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这个阶段的故事下一章再讲)。当时县中教工宿舍比较紧张,有的青年教师要恋爱结婚了还住集体宿舍,李奇昌既然从县中调出了,他在县中租的公房就要腾出来(那时单位住房都是公有的,由单位统一分配,象征性地交很少的租金,调出教工原则上都须尽快搬迁)。可是他们搬到哪里去呢?教育局没有职工宿舍,李奇昌老家的破土屋在离县城30多里的乡下。潜秋珍结婚前住在娘家,现在拖家带口不可能回娘家住,何况娘家的住房也很紧张。无论如何,一家人总要有一个栖身之地。他们到处寻访,后来在离中学不远的地方找到几间旧瓦房,房主人已经搬出去了,门紧锁着。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房主,讨价还价了好一阵,房主伸出右手,卷回小指和无名指,说:“七千,不能再少了!”七千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对于他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庭不啻天文数字。而李奇昌落实政策回城后,没有得到经济补偿,现在每月只拿五十几元,纵使全家不吃不喝,也得还上十几年债!怎么办?总不能流落街头吧。还是硬着头皮借。古人说:“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再难也要开口,凡是能够开口的亲友都斟酌了一个借款的数字,被借人的名单写满了长长的一页纸,多的一百,最少的五元也借。那时候大家都穷,谁也拿不出多余的钱借人。于是,从这一天起,夫妇俩开始勒紧裤带过日子,除了非买不可的米以外,生活一切从简,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生活过得多么清苦!

现在,李奇昌一家仍住在80年代买的房子里。这是一排低矮的青砖平房。房前有一个大致为长方形的院子,院门平时锁闭,一条铺着石板的甬路,从院门向房屋蜿蜒。庭院绿树成荫,时已立冬,枝头仍然缀满了火红的石榴和金黄的橘子,一幅“园有桃,其实之肴”的景象。李老师指着院墙边一棵腊梅树说,等到开花的时候可好看了。院子里一口水井,旁边一棚葡萄架,令人恍如走进农家庭院。在宅院的东侧,90年代增盖了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房,使庭院平添了一点现代的气象。站在二楼阳台上,看见围墙之外,某省直单位一栋高楼巍然兀立,倒也挡不住融融的冬日。莎翁有诗:太阳照在皇宫屋顶,也扫射到茅屋上。我对李老师的采访,通常就在二楼的小客厅进行。在走上二楼的阶梯上,拐弯处有一条旁逸的石级,通向一间袖珍的院子,上面有菜园,种了白菜、大蒜和蚕豆苗,也跟主人一样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我把它称为“空中菜园”,隐蔽而不为人所知,可以免受外界的侵扰,自由地享用阳光和空气。李先生有诗咏此:

庭院深几许,鸟雀鸣晨曦。绿竹抚琴瑟,红梅报春晖。早雪梨蕊白,时雨发新枝。橘黄杂青糅,香气沁心脾。石榴红胜火,折桂金雨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