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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句讲座24:“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

——语言粗鄙化

 

鲁迅《华盖集·咬文嚼字》中说:“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的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来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石安石先生在《语义论》一书中从语言理论角度分析说:“北京的胡同名,很多都随着书写形式(有的兼及语音)的改变而改变了内部形式,如‘轿子胡同——教子胡同’(在宣武区),‘鸡爪胡同——吉兆胡同’(在东城区),‘棺材胡同——光彩胡同’(在西城区),从而改变了内部形式义。”

从北京胡同改名的事例可以看出,书面语言、规范名称与其原始形态、口语名称有多么大的差别。我个人经历中也遇到过文人将粗鄙的地名改得“雅”起来的例子。“文革”中,一知识分子下放到某偏僻农村,村名原叫“割猪湾”,“湾”是当地村庄的通名,因该村村民的职业以阉猪为主故称。这位文人下放后把它改呼“合珠湾”(“合”亦可读gě)。我当时十分赞赏。

从古至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草民百姓,无论是学识渊博的文人雅士,还是目不识丁的蚕妇村氓,他们的行为活动中常运用形形色色的粗野的话语,来表达愤怒、憎恨、厌恶、嫉妒等情感,从而形成一个与美好温馨的言语世界迥异的另一个言语世界。方言中的某些词汇可能很“原生态”,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语言污染。粗鄙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有学者认为“粗话是当代人为摆脱被压抑的、焦虑的本能冲动从而获得某种生理快感的产物”。但是,作为书面形式的作品和大众文化产品,理应考虑社会效应,防止语言粗鄙化倾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曾对记者说,当代文学有粗鄙化的倾向。他举例说,他曾参与过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当时他发现,想从当代作家中挑选几篇作品给中学生是很困难的事情,“想找一部写得很美、很干净的作品很难。”

正在各个频道热播的电视剧《亮剑》和《狼毒花》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语言粗鄙化问题。

《亮剑》里的李云龙一贯自称“老子”,称对方为“你小子”是客气的,要不就是“兔崽子”“小兔崽子”“你他娘的”。而《狼毒花》里的常发比李云龙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狗日的”张口就来以外,更常发惊人之论:“我老常睡女人,她第一天恨我,第二天骂我,到了第三天就离不开我了。

流行歌曲呈现出粗鄙化的趋势,拿它们的命名就可以看出来:一、庸俗的市井语言和痞子语言。“马桶”“垃圾车”被高歌不久,“按摩女郎”又被几大著名歌手以不同风格翻唱。二、脏词秽语。“王八蛋”“犯贱”“算你狠”“有种”这些歌名中挡不住的匪气和霸道,似乎让我们有置身于黑社会的感觉。三、暧昧的闺房私语和露骨的情色语言。爱情本是美好的主题,但是歌名“你是我的老婆”“爱疯了”“只想粘着你”“恋上你的床”“爱我就给我”,充斥着暧昧情色,只能作用于听众的感官而不能传播美好的爱情。流行歌曲歌名的粗鄙化反映了一种社会精神风貌。如果以粗鄙为潇洒,以低级为时髦,以肮脏为奔放,我们的时代精神将会遭受破坏,社会环境将会遭到污染。

甚至一些学术论文也未能免俗。某文学刊物发表了一位青年学者的论文,分析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现象,说:“老作家创作力衰退,其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精子数量减少。”(引自《语文建设》2001年第8期)

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诗歌《宗教辩论》中说:“他张口就是骂娘,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形容某些人说话粗鲁下流,不堪入耳,像装满尿液的夜壶一样臭不可闻。今天,在建设四个文明的历史新时期,讲道德、讲文明是我们时代的主流风尚。汉语里的粗野语,从来不是积极的词汇现象。当然文学作品中,为了表示人物关系的亲昵、憎恨或人物性格的蛮横、诙谐等,不免使用粗话,但也应尽量少用粗野词,以免对社会大众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语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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