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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犯罪嫌疑人》对“文革”的记忆有严重失误

 

小说《犯罪嫌疑人》对“文革”的记忆有严重失误

陈林森

肖江虹发表于《当代》2011年第5期的中篇小说《犯罪嫌疑人》,故事内容发生在从“文革”后期到包产到户的中国农村的一段历史,大致在1976年到1980年之间。小说的起因是一桩奸杀案。未婚女子刘桂花遇害,公安人员的初步结论是一起强奸未遂引发的杀人案。经过排查,全村只有四人不能提供不在场的证据。经过排除其中一位残疾老人,犯罪嫌疑人最终落在林北、王建国、胡卫国三人身上,他们被公安捆绑带走。经过一番调查和拷问,公安局仍然不能确定凶手,只好将三人释放回村,但坚持说凶手一定是三者其一。三人回村后遭到村民的冷漠、歧视和孤立,甚至辱骂、欺凌和侵害。小学教师林北被开除工作,麻糖匠王建国被迫丢下病妻远走他乡谋业“酒鬼”胡卫国在酒后被人麻袋蒙头痛打近死。三名嫌疑人的家属也遭到株连,最终导致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小说反映的是“文革”之后人性的沦丧和法制的破坏,小说揭示身份暴力对人无形地摧残。在“文革处处表现出这种身份的暴力,一个一旦被定义为“黑五类”就永世不得翻身,而且任人唾弃、辱骂和打击。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其实暗含反思文革的主题。

但作者对“文革”的记忆有严重的失误。小说涉及“文革”后期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但在小说中作者分不清粉碎“四人帮”前后乃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前后对比,从头到尾,看不出粉碎“四人帮”给人们带来的思想解放、中国社会结构以及农村政治生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中村民的麻木、冷漠、固执到了失真的程度,乃至举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好形势,对“四人帮”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法西斯专制的极左路线的批判,方方面面的拨乱反正,居然对这个龙潭村毫无影响。小说当然不必与政治直接等同和直接挂钩,但鉴于小说的开端及前一部分故事发生的特殊环境,那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是一个极其动荡、剧烈嬗变的历史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简直是“改朝换代”(用邓小平的话就是“第二次革命”),小说所描写的并不是隐居生活和远离尘世的海角天涯,有县、乡(公社)、生产队的各级领导和各种会议,那种年代的政治气候和思想观念的变革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毫无影响,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从小说中所描写的细节来看,更是存在诸多失实之处,这不仅反映作者的疏忽大意,更反映了人们对“文革”的失忆,是当今非常值得忧虑的社会精神现象,它从深层次暴露出当局长期以来禁写、禁演“文革”以及建国后各种极左路线的罪恶,已经结出了影响深远的恶果,并将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必须考察小说开端所反映的具体时间。小说开头对于时间的叙述比较笼统:“这是一个属于一九七六年的早晨。”哪个月份?没说。但从小说所描写的物候、天气等线索,不难看出故事发生在1976年的上半年。如第一节写棺材匠发现裸尸时,水仙花“开得无比灿烂”;第三节中桂花的母亲说死者“立春才刚满二十岁”;第五节描写天气“有些闷热”,蝉在树上“漫长的聒噪”。 根据维基百科介绍,水仙春节期间开花,没过几天天气就闷热起来,有点不合情理,这可以不计较,但故事的开头发生在1976年上半年,也就是发生在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之前,此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看看作者是如何表现那个时代的?

小说开头有一段笼统的描写,反映龙潭村与别的村子不同:

就是运动最厉害那几年,别的村子轰轰烈烈,乌烟瘴气。再看看龙潭,老人们依旧坐在屋檐下,披着一身的阳光啪嗒啪嗒吸着旱烟,目光慵懒,盯着村庄的一草一木看,去找寻那些已经远去的日子;女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去水潭边洗衣服,沿着岸蹲成一排,东家长西家短,也会说些男女之间那些隐秘事儿,于是水面就荡开一片肆意的欢笑;孩子们仍旧在月夜下奔跑,手一捞,就能把萤火虫关进掌心,凑到眼前,张开手缝,亮光映着长长的睫毛,看够了,手一松,目送着一汪萤火摇曳着远去。

在“文革”高潮时期(“运动最厉害那几年”),在中国内地,有任何一个村子或其他基层单位能游离于政治运动之外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样写的用意也令人怀疑。作者是为了表现龙潭村是一个不受“文革”荼毒和影响的“世外桃源”吗?那么这样写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根据小说第十三节的介绍,龙潭村没有一个“异类”(准确的说法是“阶级敌人”),这本身也是不合事实的,在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形势下,在中国大陆无远弗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幸免,任何一个潜在的“阶级敌人”都在劫难逃。一个农村无论出自宗族、义气还是道德,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自己没有揪出阶级敌人,自有造反派来煽风点火。在一个村庄里,一个“有问题”的人也没有?没有现行也有历史问题嘛。旧社会当过保甲长的,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在旧社会有其他污点的,甚至当过国民党兵后来投诚加入解放军的(罪名是“国民党兵痞”),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社会关系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四清”中下台的干部,劳改、劳教过的,在城里清查出来被押送原籍监督劳动的,更不用说在“文革”两派斗争中受打击以及在运动中被诬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在任何一个村子也不可能干净到这样的地步,一个这样的运动对象也没有。退一万步说,纵然这个村子任何“有问题”的人也没有,真的是“世外桃源”,那岂非意味着,这个村子人性受到的污染最少,被阶级斗争的毒雾浸泡最少,那么小说所反映的人性所受到的戕害又是源自何处呢?这实际上使小说所反映的故事内容缺少理据而自相矛盾了。

小说第二节写公安老黄对生产队长肖明亮宣布了三条,要他协助公安开展工作,这时肖明亮冷笑一声:“你国家主席啊?你说啥就是啥啊?”且不说公安人员对案发村提出几条协助工作的要求(三条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作为基层干部的生产队长没有任何理由不配合,即使从自身利益的角度也应当协助公安工作(肖明亮迫切希望早点破案以安定人心),根本不可能发出冷嘲热讽,单说肖明亮所说的话在“文革”期间根本不可能存在。“文革”初期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打倒,不久前召开的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决定不设国家主席,如果是一个无知的村民这样说说也许情有可原,作为经常参加开会的生产队长,难道这一点“觉悟”也没有吗?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曾经当众对刘少奇说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伸出一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国家主席有多大权力,这是一般的人都清楚的。肖明亮并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也不是一个不懂形势大潮的人,让他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作者对“文革”的无知略见一斑。(即使是今天的小孩以为国家主席是中国最大的“官”也是一种对中国国情的无知,何况文革期间。)

小说第三节写肖明亮的心理活动:

这段日子,老天像讨好龙潭村似的,天天阳光明媚,龙潭人不买账,个个阴着脸。特别是他们的生产队长,霉豆腐样,没事就咕哝:妈的,自己的村子样样争第一,春耕秋收,铺路修桥,哪样不走在前列,现在而今眼目下,却出了这样一件掉门脸的事情。花案啊!就像脸上长了痔疮,眼现大了。

从这段文字来看,“文革”期间中国的农村是非常正常的,丝毫没有受到运动的影响,每年都评选先进生产队,其标准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是农业学大寨,不是思想革命化,不是革命大批判,而是“春耕秋收,铺路修桥”,这不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

小说第四节写嫌疑犯之一的王建国,从前的职业是骟匠,自从婆娘出事瘫痪后,改行做麻糖,“麻糖出锅,王建国就站在村口喊一嗓子,大家就去他家换麻糖。”这和“文革”期间批判“三自一包”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是不合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允许搞私人副业的,即使要搞,也只能偷偷摸摸,哪能这样大喊大叫?

小说第五节写到肖明亮和林北谈论小学校的课桌椅不足如何解决,林北提了一条建议:“我倒有个想法,我想去一趟县城,我有个同学在县城二小当校长,想让他帮一把。”

这里也有个问题,“文革”期间,各级领导机构都称做“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鲜有例外(例如国务院就没有改变),所谓在县城二小当校长,应当说成在县城二小当革委会主任。《辞海》释“革命委员会”: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各行政区域以及各部门、各单位在夺权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1978年修改宪法,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此后学校也恢复校长的任命,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

小说第六节写到公安人员要把三个嫌疑犯带走,方法是用绳子把他们捆绑起来带走,小学教师林北急了:

他先是大声申辩:“你们这样乱绑人是犯法的,运动早过了,刘副主席都平反了。”

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6年,林北是不可能这样斥责对方的。什么“犯法”不“犯法”?“文革”本身就是无法无天,捆绑算什么,只要是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失去自由,遭受虐待。林北也不是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可能说出的话是:“我又不是阶级敌人,你们为什么绑我?”(他应当默认“阶级敌人”是可以捆绑的,现实环境正是只要被认为是“坏人”就可以不通过法律程序而由革命群众直接专政的。)至于他后一句话更是搞笑,刘副主席——刘少奇是哪一年平反的?直到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才为他平反,林北怎么可能提前到1976年“四人帮”还没有粉碎就说这样的话呢?《犯罪嫌疑人》作者肖江虹是贵州青年作家,1978年出生,其本人没有直接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但不等于他对小说中所反映的“文革”背景可以信口开河。一个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作家,完全可以真实地反映那场反法西斯战争。为什么独独一个作家对“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肤浅到如此程度,由此推知,一般的国人对“文革”的认知该是何等惊人的无知,想起来就令人可怕!

同是这一节,小说中是这样描写林北的学生们:

闹哄哄的人群开始安静下来,娃娃们把脑袋从大人的腋下伸出来,心惊胆战地看着蹲在地上的三个人。他们的林老师没有给他们讲述过坏人的样子,书上画的坏人都是斜眉吊眼,凶神恶煞的呀!

如果说今天的娃娃们对“坏人”的认识停留在“书上画”的还可以相信,亲身生活在“文革”中的小学生,哪里没见过“坏人”呢?小说第七节也写到“文革”中批斗“坏人”的情景:“运动那阵子,公社的批斗台有人被反剪着双手,一根扁担从中间穿过,使劲一扳,除了惨叫声,就是这种让人心悸的嘎嘎声。”这样的场面,娃娃们能不去看热闹吗?能回避得了吗?

小说描写当时的生产场景也不符合事实:

肖明亮不怕,昨晚他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还引经据典地给参加会战的社员讲了田忌赛马的典故,整得一帮人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为了造成战天斗地的劳动效果,肖明亮安排了三面锣鼓,按他的说法:要让劳动的鼓点翻越千山万水,直达北京。

一个生产队长在组织农业生产“会战”时引经据典,并且讲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田忌赛马的典故,还采用敲锣打鼓的形式,如果这是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的年代,还有几分真实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不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了。

第十三节写当时农村放电影,放的片子是《铁道游击队》,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电影《铁道游击队》拍摄于1956年,但“文革”一开始就遭到批判。据《文史精华》介绍:19665月《铁道游击队》就被点名批判,江青在一篇讲话中指责它是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游击主义,“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电影的原作者刘知侠、电影女主角芳林嫂的扮演者秦怡都受到冲击,此后遭到长期禁演。此外,小说写到派人去公社扛放映设备时说:“扛设备这活是那些地富反修坏的专利。龙潭没有这些异类,都是队长指派的年轻小伙。”在中国当代史上哪有“地富反修坏”的提法,有的只是“地富反坏右”(农村最常见的提法是“四类分子”)。

综上所述,小说《犯罪嫌疑人》中对于与“文革”有关的记忆有严重的失误,这已经不是个别的误差和出入,而是一个所在多有的普遍现象,它为读者提供了许多虚假的信息,这不能不影响小说整体上真实可信的叙述效果。小说描写的真实性,大体包括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性可能与历史无关,它往往来自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敏锐地捕捉真实细节的能力,也可能由于作者在不正确的写作理念指导下违反常情和逻辑的胡编乱造。比如有人指出小说《废都》中的某些细节经不住推敲,主要便是针对它的生活的真实性。《废都》描写庄之蝶抱着唐宛儿坐在丁香树下(而且是坐在丁香树下的石头上),两人浑身颤抖着,“使得那丁香树也哗哗哗地摇着响”(第428-429页),这一段描写就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但它与历史的大环境并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一旦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出了问题,就往往连生活的真实性也一道失去了。如小说写肖明亮冷笑一声:“你国家主席啊?你说啥就是啥啊?”就既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也没有生活的真实性。肖明亮不仅不会拿“国家主席”说事,而且根本不会对公安局派来的干部正常的工作协商发出冷笑。当然,小说《犯罪嫌疑人》也还有一些情节违背生活的真实,与对“文革”的叙事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嫌犯之一的林北被女记工员刘月仙威逼“强奸”的故事未免牵强,与那个时代、与龙潭村的社会氛围都太不协调了。

小说《犯罪嫌疑人》中对于与“文革”有关的记忆存在严重的失误,这从客观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作者如何正确地反映关于文革的镜头,正确地反映它的各种细节的真实状态,包括民俗风情、人物言辞和思维方式。作者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经历过“文革”而为小说中违背“文革”历史真实性的描写辩护,否则就不能解释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为何能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重要的是学习。其实,小说作者对“文革”的无知,并非一个孤立的问题,它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对“文革”的淡忘和禁忌,今天,从七零后到零零后的几代人,对曾经在中国大地上疯狂肆虐的那场极“左”的风暴,那场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几乎变得一团漆黑,甚至产生歪曲的认知。从更深层次说,这其实也是近年来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卷土重来的重要原因,因为人们都不知道“文革”发生了什么,它有什么罪恶,它的是是非非,偶尔听到关于“文革”的真实故事,他们认为只是一个玩笑,在这种背景下,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叫嚣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要为江青平反,要回到那个荒唐的年代,而一批年轻人群起响应,散布种种极端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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