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kee.net

中学教师博客

自留地

在国庆60周年之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也希望自己退休生活能充实有为。

正文 更多文章

小说《滕家渡》的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小说《滕家渡》的情节不能令人信服

 

鲍十的小说《东北平原写作集》是一组短篇小说,其中《滕家渡》(载《小说选刊》2014年第8期讲述的是发生在1968年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令人揪心的爱情故事。

滕家渡屯位于“宽河”边,朱景昌和阙亚芹自幼青梅竹马,互相爱慕。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俩的家庭属于不同的阶级营垒。朱景昌的“家庭成分”不好,是“富农”,属“黑五类”子弟;阙亚芹则是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女儿。这份原本纯洁美好的爱情就因两家的“阶级”不同受到阻碍。阙亚芹怀孕的隐情败露后爆发了家庭争吵,导致阙亚芹流产,第二天阙父打电话给公社保卫组朱景昌“强奸妇女”,让他们来抓人。朱景昌惊恐之下跳进宽河溺亡,阙亚芹闻讯后发疯,也跳了河,两人都只有18岁。

这个故事无疑是对左倾路线罪恶的血泪控诉。这样的故事是有事实依据的,那个年代流行的说法是:亲不亲,阶级分。在一些地方,青年通婚受到“家庭成分”的束缚,家庭出身相同或近似的青年才能通婚(如“黑五类”与“黑五类”,“红五类”与“红五类”),否则会受到家庭、社会的阻挠和打压。但是阙父打电话给公社保卫组诬告朱景昌这一关键情节还是令人疑惑。他可以采取的阻压办法很多,包括把阙亚芹禁闭起来;把朱景昌派到他乡做苦工或修水利;待阙亚芹身体恢复后给她另找政治、经济条件均好的婆家;从政治上给朱父施加压力,强迫朱景昌死心……而诬告朱景昌这一做法让人难于接受。虽然两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毕竟是乡里乡亲,小说中介绍他们两家是邻居,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国农村中的人情面子还是要讲一点的。贺雪峰教授说:“一直以来,人情在农村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论熟人社会的人情》,《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陈柏峰教授指出:“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包含以下原则:一是熟人之间的情面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二是不走极端原则,它要求人们在情、理、法冲突时,援情略法,情在理先。否则,再怎么占理也是“不近人情”,不具有正当性;其余还有歧视陌生人原则和乡情原则。(乡土逻辑植根于熟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5期)在我的记忆中,农村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宗族、乡邻、熟人、沾亲带故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般不会出现完全撕破面皮和轻易走极端的地步。拿我家的真实遭遇来说,文革高潮时,江西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先母因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属于“历史反革命”,被抄家,当时实施抄家的武装民兵,大队没有派本村的人员,而是派了邻村的,但当时有本村的一个贫农带路,这个贫农按辈分称先母为“姑婆”,他进来后把抽屉里的现金、粮票等先整理出来,亲手交到先母手中,要她保管好,然后才让其他的民兵动手“抄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乡村的宗亲和家族观念,可以对“阶级敌人”(即一部分政治贱民)客观上起到某种保护和缓冲的作用,否则这部分政治贱民下场更加悲惨。小说中朱家和阙家虽说不同姓,但毕竟是一个村庄,又是邻居,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少不了发生各方面的互助互惠互动,一点人情面目都没有是不可想象的。朱家父子在阶级出身之外的脾性、为人,朱景昌与阙亚芹的“青梅竹马”的交往,女儿的心事(在家庭争吵中,阙亚芹肯定向父亲坦白了自己对朱景昌的真实感情),阙父不可能毫不知情。阙父如果把事做绝了,他也要考虑背后被乡邻议论和戳脊梁骨;他甚至还要考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非阙父有本事把朱家一家老小斩尽杀绝,或者发配到永世不能见面的地方),否则,在农村待人处事,哪有完全不考虑后果?再说阙父实实在在地知道女儿和朱景昌是在谈恋爱,自己的女儿确实是喜欢朱景昌,即使要阻拦女儿与朱的恋爱,也不应逼得太紧,一方面阻挠,另一方面还应该安抚女儿和另找出路,既不能陷女儿于不义,更不能置女儿于死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村大队支部书记,一般有两种面孔:一种面孔是在公众场合、政治场合,贯彻上级精神需要立场坚定,“对待阶级敌人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说不得不说的“公家的话”;另一种面孔是在私下里和非政治场合,他还是要讲一点人情面目,否则他就难于在乡亲乡邻乡情的包围中立足。所以,对阙父最后做的一件事,还是难于令人信服。你让他把事情做绝了,造成两条人命(当时应该有某种预见),他如何面对如此严酷的后果,又怎么对待自己良心的责备?我不是说在文革期间不会发生这样残忍的悲剧,我只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希望小说情节的安排要做到合情合理。所有的悲剧都是人造成的,这个造成悲剧的人,如果不是来自上级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就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能让他去做既有主观恶性又有严重后果的坏事。而阙父向公社诬告朱景昌,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又极有可能会败坏自己在村民中的口碑,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干?

对阙父这个人物,作者应当无意表现他本人如何“绝情”,如何昧着良心,主旨还是表现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和批判极左路线。拒绝朱父的求婚,斥责女儿与朱景昌“生米煮成熟饭”的私情,在那个左倾和保守的年代都是可信的,但最后向公社诬告朱景昌这一行为,就超出了人性可能容纳的范围,换句话说,阙父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使他成为一个“丧尽天良”的坏人(在那个年代,强奸罪是要枪毙的!),这就使读者难于接受了。小说中交代阙父的履历时是这样介绍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还算一个正派人……做事有板有眼……在当干部期间,口碑也不错”。因此,无论从阙父本人为人的底线或者说他的道德基因,还是他必然受到农村传统道德的影响和宗亲乡情观念的浸淫,都决定了阙父不可能做出最后一件完全“缺德”的事情。当然一个人要做坏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但作为智商应当不低,口碑一直不错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在做了坏事之后,还是要面临如何向各个方面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解释并博得人们的信服或者原谅的问题,哪能“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即使是站在封建道德的立场上,女儿被强奸,和女儿与别人谈恋爱而导致未婚先孕(这样的事即使在文革前,在中国农村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都会同样导致女儿失去“贞操”,甚至前者的社会影响更坏。

故事发生的时间交代也相当含糊。小说反复地念叨一个时间节点:“这是一件发生在1968年的事。”“现在来讲那件发生在1968年的事——”“以上就是那件发生在1968年的事。”但是小说中的故事却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决非仅仅发生在一年之中的故事。如果说小时候的青梅竹马、上学以后的结伴而行,都是发生在“1968年”以前的铺垫,那么,从朱景昌退学开始,真正进入了故事的“进行时”,而这段故事经历了三年多的时光。这一段的情节大致有:朱退学,阙亚芹接着退学,他们在生产队劳动,朱、阙偷偷谈恋爱,秘密约会,朱、阙偷吃禁果,阙怀孕,朱家托媒人到阙家求婚遭到拒绝,朱父第二次亲自上门提亲并且下跪求情又一次遭到拒绝,阙亚芹怀孕之事暴露引起阙家的轩然大波,阙父打电话给公社保卫组让他们过来抓人,朱景昌殉情,阙亚芹发疯,一年多以后阙亚芹在同一个地方溺亡……这么多过程,究竟是哪一件事发生在1968年呢?(其中朱景昌退学,小说交代了朱其时只有16岁,那么离后来的故事结局至少有两年以上。)因为这涉及到时代背景,涉及到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是否合情合理。比如朱景昌退学是否合理,在文革高潮时期,农村中小学实际上已经停课,无所谓退学,到1968年才开始逐步复课,即使朱景昌“退学”之事发生在农村中小学教学秩序基本稳定之时,也还有一个难于令人信服的问题,就是与其让朱退学,不如让他在当时的“阶级路线”之下被迫失学,因为在文革时期,“阶级路线”贯彻最为严厉,出身不好的孩子普遍被剥夺了升学(小学升初中或初中升高中)的资格;反过来,如果朱被准许进初中读书,那对他来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待遇”,他和他的家庭岂有不珍惜之理?朱景昌以“毕了业也没啥前途,照样得回屯子干活儿”的理由向老师提出退学是不合情理的,众所周知,那个年代,在几乎所有的中学毕业生行都要“上山下乡”的形势下,即使是家庭出身好的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了又有什么前途?在文革刚刚爆发之时,一个出身不好的孩子,在学校好好地读书,哪有不是被迫而是自己提出“退学”的道理,即使明知自己没有光明的前途,多读点书也不是坏事,何况文革期间中小学除了几毛几元钱书费,学费是免收的。再说,朱景昌并不会事先知道阙亚芹也会跟着退学,朱更不会“动员”阙跟着自己一起退学,站在与阙亚芹有机会和理由亲近的角度,朱景昌也不应该提出退学。

以某段真实的历史为背景的文艺作品,都要顾及历史真实性的问题。无论是人物的行为和情节的安排,以及生活细节,都要符合历史的真实。近期播放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一个台词引起争议,就是粉碎“四人帮”是不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其实这句话让华国锋说出来倒是合乎情理的,当时这样说虽是无奈之举,倒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的真实性。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可逆转的形势下要逮捕毛的夫人,不这样说如何能取信于天下?但我也发现了剧中一些细节缺乏历史的真实性。例如邓小平派田志远调查1977年全国高中教育质量,有人发言说“高三的学生连方程式也不会列”(大意),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根据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的指示,“文革”期间中小学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故不存在“高三”(到1983年才恢复高三)。

 

 

 

分享到:

上一篇:一不小心就暴殄天物

下一篇:为川妮小说的比喻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