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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敌我矛盾”(修订稿)

论“敌我矛盾”

                               陈 林 森                              

    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基础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两极矛盾观,当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严重缺陷。继续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胡锦涛构建和谐社会重要讲话中关于社会矛盾的内容没有采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今后,除非发生外敌入侵或大规模武装叛乱,应停止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

关键词  政治 法律 两类矛盾 社会矛盾 敌我矛盾 毛泽东 阶级斗争 和谐社会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⑴一文发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一般认为,《正处》提出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其初衷是吸取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左”倾错误的教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总体上看,《正处》是一部有较高历史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作者本人有关阶级斗争观念的失误,该文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进行了反思,但人们主要是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如谢维营教授认为 “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在理论上存在缺陷,逻辑上也不完善。⑵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提出的政治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⑶童之伟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等基础性法律话语已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法治时代的要求,脱离了社会的实际,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逐步更新。他建议用常见社会纠纷的提法来代替人民内部矛盾。⑷

本文重点讨论“敌我矛盾”提法存在的缺陷,论证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应当摒弃“敌我矛盾”的提法,使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处理各种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时,彻底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和视角,回到法治轨道上来。

一,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基础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两极矛盾观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学说过分强调“一分为二”、“两点论”、“二分法”,忽略了在对立两极之间还存在有重要意义的“中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为了证明矛盾无往不在,整个世界都是一分为二的,引用了列宁的论述:“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⑸而实际上,在数学中,除了正数与负数,还有介于正数和负数之间的零。在物理学中,介于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之间,还有不带电的中子。在化学中,介于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之间,还有中和反应。在社会科学中,除了阶级斗争,还存在阶级之间的合作、联合和共处。显然,对于社会矛盾简单地“一分为二”的观点,理论上来源于这种两极矛盾观。对于社会成员,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人民和敌人;对于社会矛盾,也不能简单地区分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正处》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然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绝不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有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又有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此外,还存在既不拥护社会主义、也不反对社会主义、奉公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和其它社会阶层,他们算哪一边?是人民,还是敌人?进入新时期以后,这种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两极划分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比如香港、澳门早已回归祖国,港澳同胞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宗教徒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各不相同。对这部分社会群体,你能用对待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为标准去衡量,能用意识形态来划线吗?1992年,邓小平在珠海考察工作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⑺显然,以政治态度划线,用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为标准来区分两类社会矛盾,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除了革命的、反革命的分野之外,还有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社会势力。毛泽东写于1939年的《五四运动》一文中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政治态度的左、中、右划线,判定左派是革命的,右派是反革命的,那么中间派如何划分?毛泽东多次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社会上总有左、中、右。”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区分敌、我、友,就是说,在“敌”与“我”之间,还存在“友”(友党、友军、友区)。也就是说,在抗战时期,国内社会矛盾除了“敌”与“我”之间的敌我矛盾,“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之外,还有“我”与“友”之间的矛盾(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敌”与“友”之间的矛盾,以及“敌”内部的矛盾(如日伪之间的矛盾,汪伪集团内部的矛盾等),“友”内部的矛盾(如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等,因此不是只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过来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提法不能囊括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

二,“敌我矛盾”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存在严重缺陷

根据毛泽东的解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发生对抗。拿是否具有对抗性这个标准去衡量,很多情况下,难以区分两类矛盾。例如2008628日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那样的群体事件,矛盾的对抗程度虽然非常激烈,但在它们背后往往有深层次原因,处理这类复杂事件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而绝不能在对矛盾性质是否具有对抗性进行简单推断之后就采取专政和镇压的方式来应对。即使是参与了打、砸、抢、烧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和受蒙蔽群众,也必须按照他们罪行的轻重和态度的好坏区别对待,依法处理。在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时期,更多的情况是既未发生外部冲突,也未发生刑事犯罪,却仍要对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上被划为“敌人”的人(如所谓“黑五类”)实行专政。这些人即使历史上有过剥削行为或者有过其它劣迹,但他们在失去了一切可以凭借的资本之后,又处在强大的管制和威慑之下,根本不可能组织和实施任何像样的反抗,其中绝大多数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甚至比一般社会成员还要奉公守法。杨学海在《深入研究社会矛盾、科学构建和谐社会》⑼一文中称这种社会矛盾为“单对抗矛盾”。例如1957年许多所谓“右派”,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响应党的号召,提了一些意见,却被定为“敌我矛盾”,进行批斗、劳教及各种强制性处理。即使如此,他们中很多人仍不与“我们”(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对抗。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无法囊括事实上长期存在的这些单对抗矛盾,而建国后长期以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基本上都是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单对抗矛盾”。如果按照是否具有单对抗矛盾为标准来区分敌我,那么执政党或司法机关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或社会群体都可以宣布其为“敌人”。有时,我们为了替阶级斗争寻找现实依据,往往根据政治的需要,在一个本来没有“坏人”的集体或人群中,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按一定比例划出一部分“阶级敌人”(例如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从而证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并且越来越尖锐。我国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恶果,不能说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没有丝毫关联。

再说,“敌我矛盾”中的“我”是谁?从逻辑上看,这个“我”似乎是“人民”。但人民是一个被无限滥用的词,人民的意见不是一致的,人民也不可能发出共同的“声音”。根据我国的国情,人民是由执政党来代表的,“敌人”也是由执政党来宣布的。这样一来,人民民主专政有可能蜕变成执政党的专政。不但改革开放以前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某些时候也是这样。当党内民主空气较好,党的高层领导人作风比较正派,对“敌我矛盾”的判断和处理就比较谨慎。但是当党内个人专断盛行,个人崇拜蔓延,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我”的外延就由人民缩小为执政党之后,进一步缩小为党的领导人,甚至最高领袖一个人。任何人,包括最高领袖的亲密战友和忠实助手,开国元勋和出生入死的老部下,都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宣布为“敌人”;并且一旦被宣布为“敌人”之后,则不择手段地予以打击迫害,直至残忍地剥夺他们的生命。由于“敌我矛盾”的概念是以“我”划线,以“我”的亲疏、好恶为依据,因此它极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独裁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打击和排斥一切异己力量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作为一个内涵极为狭隘的概念,它成为一个只能在国内甚至在党内才能使用的名词,是一个在时空上都不能推延的概念。当我们叙述执政党成立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或者叙述世界历史包括国际共运史时,使用“敌我矛盾”的概念都会感到很不方便,从而使这个概念成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甚至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

至于敌我矛盾的外延,决定于人民和敌人的划分。在《正处》中,毛泽东把人民规定为四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人民”的解释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把敌人规定为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这三个“反”概念模糊,但根据当时及此后实际执行的政策,反动阶级大体是指被打倒的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反动派大致是指被推翻的旧政权的大小官吏以及国民党残余分子(反右之后主要指“右派分子”),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大致是指现行犯罪分子、破坏分子。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以及正在被肃清的国民党敌特残余势力,其它被称作“敌人”的社会成员,包括因解放前的剥削行为或历史问题被划为“四类分子”的人,因思想意识或生活作风而被划为右派或坏分子的人,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往往并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例如三年困难时期,这些人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一般来说他们的处境更惨),把他们划为“敌人”范畴,完全是某种政治的需要。这种所谓“对抗性”矛盾大多是人为制造的。更重要的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是政治范畴,不是法律范畴。一个人如果没有违法犯罪行为而按照一个时期的政策被划作“敌人”,从而剥夺他们应当享有的一般公民待遇,甚至强加给非人的待遇,使他们实际上沦为“贱民”,在今天看来不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的,而且是野蛮的、非人道的,本身就是实施犯罪。卓泽渊在《法治国家论》中说,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政策会比法律具有更高的效用,而政策是否至上在中国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通过司法程序,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经济权利。那么,将一小撮“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划作敌人总是正确的吧?不,这仍然是没有法律意义的,是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的。按照现代宪政的要求,任何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宪法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我们既不能仅凭部分社会成员属于“敌我矛盾”就加重对他们的法律制裁,也不能凭他们的“敌人”身份而剥夺他们依法应当享受的人身权利包括他们的生命权(除非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罪犯)。

三,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社会的要求,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敌我矛盾,又称对抗性矛盾。这个提法产生在阶级斗争被认为长期存在并且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它的提出是以对整个社会做敌我划分为前提,本身带有阶级斗争的鲜明色彩。由于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在国内长期实践中所实际起的负面作用,从而使这一学说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林彪在党的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毛的《正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从法理上看,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实际上是默认了将对整个中国社会做敌我两极划分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逻辑前提的合理性,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情况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明显不符。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政治态度、政治倾向是可以也有必要做左、中、右划分的,但这只是政治观点的分歧,不能延伸到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待遇、政治身份的区分,尤其不能将部分社会成员作为终身的永久的“敌人”打入另册,甚至将这种羞辱的“红字”遗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杨继绳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有的还有继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在今日中国,做敌我划分显然不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对社会各种阶层、群体进行分类的基础,何况我们过去在实际操作时甚至并非根据当事人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而仅仅是根据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曾经从事的职业职务以及在历史上归属的党派阵营等。因此,划分两类矛盾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各个不同时期区分敌我的政策性规定(如《正处》所提出的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文革”时期公布的“公安六条”等)都是泛政治化的,是“法外之法”,也是在具体操作层面随意性很大、实际上很难准确执行的。

在我国这个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敌我矛盾的提法是不必要和没有意义的。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对任何人实施法律之外的歧视。童之伟指出:在立法上,我国从来没有划分人民和敌人的界线并且规定差别待遇。在适用法律层面,我国解决矛盾的主要形式是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而事实上,在我国民事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完全没有区分人民与敌人、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空间。在民事法领域,不可能制定和实施诸如属于人民范围的公民欠了属于敌人范围的公民的钱可以不还或少还,或属于人民范围的公民侵犯了属于敌人范围的公民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可以不承担民事责任或少承担民事责任之类的法律;在行政法领域可照此推论。而在刑事法领域,即使一个人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也只能把他作为犯罪嫌疑人,依法由公安部门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法院审判,追究其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或其它严重罪行,而这些定罪量刑的条款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的行为,而不是针对已被划到敌人范围、有了敌人身份的特定公民;而且,对犯有这类罪的公民在定罪之前并没有可能做人民与敌人的区分,而在定罪之后,依法执行法院判处的刑罚就可以了,在法律上也没有再对其做人民和敌人区分的必要。严格地说,在刑法领域也没有从法律上划分人民与敌人的空间。

在今天,继续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不符合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利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按敌我矛盾这个提法本身蕴含的逻辑精神,不同利益主体一旦发生冲突,一事当前,人们首先是区分敌我,然后差别对待。如果一方在政治上属于敌人的范围,那就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也无所谓合法、非法。回顾过去,20世纪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斗争中,由于当权者主观地运用人民敌人这类政治范畴,制造了严重的历史悲剧。在苏联,一段很长的时间,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代表人民,对他所称之为敌人(包括所谓外国间谍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的人,进行无情打击,直到不按正常程序在肉体上将他们消灭。这样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悲剧。例如,在反右派运动中,一个基层党支部就能够把某些人定为右派,而且还可以根据他的态度决定是否对其以敌我矛盾处理。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时期,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心态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那就是“如临大敌”。如果不从根本上对此加以转变,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是将化解纠纷、解决矛盾、消除动乱作为法治的目标。当前,在我国,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已基本消失,人民群众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所有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劳动者、建设者,起码也是爱国者。对海峡彼岸过去的政治对手,对达赖集团,我们都可以握手言欢,或者通过谈判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走出在国内稳定问题上的重大误区,即误以为社会矛盾被掩盖了或被压制了,就等于解决了,因而企图用暴力手段解决一切社会纷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和战略任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胡锦涛于20052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谈到建设和谐社会的六个“必须”,其中第五个“必须”指出: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它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⒀胡锦涛在这里就没有采用“敌我矛盾”的提法,作为与人民内部矛盾相对立的概念,使用了“其它社会矛盾”的提法。这决不是一种语文层面的修饰和加工,而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调整,是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其它社会矛盾”具有极其广泛的外延,它包括原来被认为属于“敌我矛盾”的那部分社会矛盾。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的多样性特征更加突出,各种差异明显扩大,有工农、城乡和地区的差别,有党派、民族、宗教的差别,又有新出现的建设者与劳动者、爱国者的差别,一国两制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有效途径来实现我国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达到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取消“敌我矛盾”的提法,关注社会差别,重视利益调整,突出社会公平,反对群体歧视,用“其它社会矛盾”代替“敌我矛盾”,将法律由传统认识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手段和建设手段。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成为考验执政党特别是基层党政领导的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对待群体性事件,既不能回避矛盾、掩盖矛盾,更不能采取高压手段压制矛盾、激化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改变“对敌斗争”的传统思维。当前,取消敌我矛盾的提法,有利于各级党和政府更好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调整利益冲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取消敌我矛盾的提法以后,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让它在处理国内矛盾尤其是群体性事件时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除非发生外敌入侵或大规模武装叛乱,应停止使用“敌我矛盾”的提法

“敌人”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作为社会政治层面的“敌人”,应当主要指的是“敌对的方面”而非个体概念。更准确地说,指的是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而不是个人的敌人,也不是某个政党的敌人。对于个人来说,所谓“敌人”可能包括政敌、论敌、情敌、仇敌等,这种敌对关系带有个别性、偶然性、局部性,无论此种矛盾冲突程度何等激烈,终归是带有局部性质而非对整个社会或国家利益带来重大危害的矛盾。严格意义上的“敌人”只能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敌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暴力革命和非法斗争成为革命党人无可奈何的选择,在革命党没有取得政权时,革命是不会顾及法律的。但是当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法律已经成为执政者自己的法律,执政党对法律就必须尊崇、坚守和严格施行,而不应根据执政党“巩固政权”或其他政治需要建立一套专门对付执政党的“敌人”的“法外之法”。毛泽东曾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对于执政党来说,反对党、党内外异见分子,他们并不是人民的敌人,甚至也不是执政党的“敌人”,而是竞争的对手;在民主国家,他们是监督和制衡不可或缺的力量。建国以后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但曾经有过两次援外性质的战争、几次大的边境冲突以及自卫反击战。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敌我界限是分明的,敌人的阵营是清楚的。在战争期间,除了公开的敌人,武装的敌人,入侵的外敌以外,刑法所规定的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例如投敌叛变、参加间谍组织、为敌人指示轰炸目标等,他们公然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与国家和人民为敌,当然是货真价实的敌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保证国家政权是代表人民利益,政府是合法的民选政府的前提下,那些发动武装叛乱,分裂国家,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才属于敌人的范畴。这就意味着,在发生外敌入侵或国内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的时候,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迫在眉睫的侵犯,形势逼人,没有从容地运用法律武器、通过法律程序、实行法律诉讼的时机和条件,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特别是担负保卫国家安全神圣职责的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应当挺身而出,为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英勇地同敌人作斗争。简言之,只有在发生外敌入侵或国内爆发大规模武装叛乱之时,公民尤其是国家的军队才需要和可能不通过法律手段与敌人作斗争。敌人和敌我矛盾的概念,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普遍的和真实的意义。而在既没有发生外敌入侵,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的社会环境下,不应当轻易使用“敌我矛盾”的概念,更不应将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营垒。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种二元道德观和价值观,与今天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格格不入,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正义这些全人类追求的普世价值更相背离。我们只有依照法律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才可能被真正消解,社会才能实现安定与和谐。如果说,在1956年中国社会转型以后,国内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提出“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虽然很快地在实践中背离了初衷,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两类社会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提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没有继续沿用的必要。既然在30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喊了几十年的口号,那么,30多年来,在我国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或者国内大规模武装叛乱,并没有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凶恶的阶级敌人,并没有发生过去曾经估计过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今天就应当果断地停止使用“敌我矛盾”的概念,从而彻底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和惯性,转变治国理念和执政心态,恰当协调和处理今天的各种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尽可能地化解矛盾和冲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4月第1版,第363402页。

⑵谢维营《哲学的魅力:思想探索的快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谢维营《理论与历史的背反——对“人民内部矛盾”提法的反思》,《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童之伟《关于更新若干基础性法观念的构想》,《法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⑸《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11月,第281页。

参看聂暾《两极论与中介论》第一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78页。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8页、476页。

杨学海《深入研究社会矛盾、科学构建和谐社会》,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2007627http://www.china-lawyering.com/luntan7/post/443.asp

卓泽渊《法治国家论》,法律出版社20063月第1版。

杨继绳《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3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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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2条) 发表评论

  • 123 (游客) : 喜欢分敌我,分阵营? 是什么余孽?

    2011-01-02 19:41

  • 陈林森
    陈林森 : 只要看两种立场两种阵营的人的表达能力就可以分高下了,某些人说的是什么话,只能说是语无伦次罢了,或者说他说的只是等于零。

    2009-06-25 22:18

  • 陈林森
    陈林森 : 本文已在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全文发表。

    2009-06-25 22:16

  • 好 (游客) : 陈老师的文章很有理论水平。

    2008-11-05 07:03

  • HB (游客) : 有时候感觉反驳某些人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2008-11-03 23:13

  • 陈慈林 (游客) : 大作拜读,甚为敬佩大哥的胆识和文采,此文说理透彻、逻辑严密,见人所未能见,说从所不敢说,确实是十七提出的解放思想的力作。陈慈林

    2008-11-03 19:41

  • 陈林森
    陈林森 : 我怎么觉得某些人说话语无伦次,逻辑混乱呢,我对敌我矛盾的提法加以否定,又为何要把这个概念强加给我呢?敌我矛盾符合人本来的,原始的,本能的一些要求,这岂不是把敌我矛盾等同于人的欲望了?要批判我的观点,先得把这篇文章认真读过一遍。

    2008-11-03 17:07

  • 有点糊涂 (游客) : 那是荒唐年代的理论,施行的是人治,冤案何其多!

    2008-11-03 16:57

  • 000 (游客) : 什么是敌我矛盾,陈林森与毛就是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你可以运用毛的敌我矛盾这个概念继续对付毛,敌我矛盾符合人本来的,原始的,本能的一些要求,这个概念已经超越拉时间.

    2008-11-03 16:45

  • 000 (游客) : 没有时间观

    2008-11-03 16:33

  • 陈林森
    陈林森 : 感谢天津师大谭汝为教授在我的新浪博客上所写的评论。全文如下: 完全赞同博主的观点。 在正邪颠倒、是非混淆的可笑年代,为了图解并落实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所谓“在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时时 事事 处处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深挖细找所谓的“阶级敌人”,就揪斗残害无辜的公民,把他们打入另册;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冤狱遍于华夏。——痛定思痛,必须从思想理论上辨明这个理论问题。感谢博主写出的好文章。

    2008-10-16 21:20

  • 西山大 (游客) : 拜读了,极赞成!

    2008-10-16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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