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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博客

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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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之第十五章: 午后阳光

第十五章 午后阳光

沐浴着午后的阳光,喝着有点咸味的桂花茶,我静静地倾听着李奇昌兴致勃勃地诉说着他落实政策以后的工作情况。

1984年李奇昌从星子中学调到县教育局教研室上班,但其任务却不是教研,而是处理县子县教育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刚被落实政策,就被抽调给别人落实政策。一个刚刚被打开镣铐的人,现在奉命给别人解除镣铐,是什么心情呢?

这次落实政策,主要是清理历史陈案,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五六十年代被开除公职人员的复查工作。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时间过去久,处理难度大,一般人不愿意介入。当时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很难抽出得力的干部。领导考虑到李奇昌曾在教育局工作过,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对50年代的一些人和事比较熟悉,决定把任务交给他,这对于李奇昌,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李奇昌到九江参加培训,上级反复强调的就是8个字: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时间上不分“文革”前后,要认真对待当事人提出的申诉,经调查确属冤错案件的,不管是什么人批准的,也不管是什么时候处理的,都应坚决纠正,予以平反,不留尾巴。这一工作非常复杂,涉及面广,时间有早有晚,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当事人已经逝世,有的办案人调离星子,有的档案不齐,有的结论含糊,有的材料又太多,而且人手少,教育系统做这项工作的,开始是李奇昌和张文刚两人负责承办。张当时已是上年纪的离休干部,半年不到他就离开了岗位,以后基本上是李奇昌一个人,有时会带上一个年轻人做助手,跑跑路,写写材料。当时星子教育系统的这些冤假错案,大部分并不是政治问题,不像为右派分子摘帽那样“一刀切”,也不像“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那样“一风吹”,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逐案调查,调阅原始材料,找到当年办理案子的经办人,对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作出复查结论。李奇昌说,那时候真是不分昼夜,饭碗一放下就出门。这项工作干了两年多才基本完成,他经手了几十桩案子,到1986年,60多桩案子基本上都得到了落实,代表党和政府将迟到的温暖送给了那些含冤几十载,至今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知识分子和普通职工。

我请李奇昌把他当年处理的历史陈案,能记得起来的,简要地说一说,为他的传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李奇昌讲起这些亲力亲为的故事,历历在目,如数家珍。

李奇昌首先说,当时调人去教育局做这件事,确实没有人愿去。县委派人来找我谈话,我说没有人愿去,那我去吧,事总是要人做。从感情来说,我将心比心,深知这些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心中的期盼,其中有的人蒙冤的历史比自己还要长。作为“过来人”,去办这些陈案,应当有利于对政策的把握,对冤情的审察,和对受害人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有利于开展工作。当然我也有思想顾虑,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做这项工作,会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会给我带来痛苦。在办案过程中,还可能和执行政策一贯比较“左”的老领导打交道,有可能“旧怨”未了,又添“新仇”。但是,我不能好了自己的“疮疤”,忘了别人的“疼”。我那时差不多五十岁了,不可能还有个人前程、名利、仕途的考虑,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但是,李奇昌说起这些事,首先涌起来的情感,不是自豪和荣耀,而是愧疚和遗憾。他说:其中有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名叫项国云,本来明显是冤案,他“贪污”的金额超过了单位(学校)全部的经济收入,这是不合逻辑的。但他的材料太多,有厚厚一大叠,根本看不过来。这些材料上有很多领导的签字,但没有一个领导“担肩”(负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任何人都看得出它是一个冤案;但是在“程序”上你没有办法翻它。我向项国云如实介绍情况,他对我流泪,我也对他流泪。当时他是受到开除工作的处分,没有坐牢,现在没有给他恢复工作,最后是设法按“民办教师”退休待遇给他办了退休。“这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这是(这一次)唯一没有平反的冤案。”李奇昌缓慢地说出这句话。

下面的第一个故事,李老师讲得比较详细。

隘口有一个名叫朱爱喜的老师,“文革”前他打结婚证,当时需要到医院进行婚前检查,女方由于个子小,体重不够,医院签的意见是“不可结婚”,他自己私下把结论改成了“尚可结婚”。这件事暴露后,朱爱喜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李奇昌从一大堆材料中找到一个香烟盒纸上写的条子,是当时乡党委书记邹周甲的签字,内容是同意给予开除公职处分。李把这个条子抽出来,找到邹周甲,问他记不记得这件事,他说记得,然后问李的意见,李说按照现在的政策,当时这样处分明显重了。邹周甲在新的结论上签了字后,就向上级报批,很快批准了恢复工作,有关通知发到了教育局人秘股。

这一天朱爱喜来到教育局办手续,他到人秘股后,又到教研室找到李奇昌说,人秘股的人不理我。李奇昌告诉他说,你的问题应当已经解决了,你先到劳动人事局问一问。下午朱爱喜又来教育局,高兴地告诉李奇昌:“我明天就来领工资!”回家后,晚上喝了一点酒,第二天早晨上厕所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脑溢血,几天后就死了。他一天工资没拿到就没了。

朱爱喜的儿子当时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报了小中专,他的分数很高,但据说在录取时被别人挤掉了。开学后,朱爱喜的儿子到教育局来,不知道找谁,在教育局楼上徘徊。李奇昌发现了,但并不认识他,就问他:“你一直在这里站,有什么事吗?”那孩子说:我是朱爱喜的儿子,今年中考,我的总分是×××,没有录取,我听说别人把我挤掉了,现在高中也没有地方要。李奇昌爱莫能助,因为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只好劝他明年再考。第二年,朱爱喜的这个儿子进了县中,三年后参加高考,录取了全国重点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了。

接着李奇昌又回忆了好几件他所经手的案子。

蛟塘中学原工友(厨师)罗××,年纪很大,衣服破烂,来要求落实政策。他从蛟塘走到县城(30公里),一来就找李奇昌。李奇昌给他办完了事,到了中午,看他身上确实没有钱,就带他到家里吃了顿便饭。临走,给了他零钱买车票,叫他不要太辛苦了。不只是这一个人,其他生活特别困难的苦主,他也招待过他们吃饭,给过他们车票钱。

有一天,天气炎热,为了办案,他坐车来到横塘,走进当事人陈××(名字记不清了)的家。陈××正在吃中饭,看到李奇昌满头大汗,感动地说:“你这么大日头也跑来了?”李奇昌说:“你们背黑锅背了几十年,我晒一下有什么关系?”一听此言,陈××当场就哭了。

新池老教师龚兆泰要求落实政策,按照土俗民情,托县中老校长张炳麟给李奇昌捎了一只老母鸡。李奇昌有点为难,既不能要张校长把鸡带回新池,也不好让张校长把鸡带回自己家。他只好把鸡留下了,后来到新池去调查案子,专程到龚兆泰家看望这位比他年龄更大的老人,买了些东西送给龚老师,花了比鸡价更多的钱。

新池还有一个程昭伊(音),国民党时期做过小学校长,解放后转为普通老师,1962年精简下放了,80年代当事人已经谢世,剩下老伴,没有生活来源,现在程的老伴带来口信,要求落实政策。考虑到程的实际情况,李奇昌就亲自下乡,跑到新池,上门办案。程的遗孀记忆力已经衰退,一些时间、地点都记不清楚了。李奇昌就在她家的亲属带领下,到坟山上去查看程的墓碑(这在当地农村是犯忌的),弄清楚了程的生卒日期,发现将程下放时,程只差几个月就到退休年龄。李奇昌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结果有关部门给程老师的老伴办理了抚恤金。

有一天,有一个人找李奇昌落实政策。这个人名叫殷敬祖,早年与李奇昌同过半年学,但他已经不认得李老师了。他走进李的办公室,问道:“奇昌同志在哪里?”李奇昌已经认出他了,故意说:“刚才还看到他,你有什么事?先坐一下。”殷敬祖就有点沉不住气,不客气地说:我的报告送上来好久了,怎么还没有落实?李奇昌说,你是什么问题?殷敬祖就把他的情况说了一部分,说着又生气了:“奇昌同志怎么还没来,他到底来不来?”李奇昌笑笑说:“你的事有那么急吗?”殷敬祖说:“我是认真的,你还笑。你告诉我,李奇昌到哪里去了。”李奇昌说:“你说了这么久的话,他一直坐在你的面前。”殷敬祖说:“哎呀,你怎么撒谎?这么多年,我都认不得了。”李奇昌说:“我虽然不敢唐突相认,但我听得出你的声音。30多年了,还是有些东西没有变。”接着认真地对老同学说:“你的报告早收到了,已经复查落实,报上去了,就等上面批,放心,要不了几天了。你再坐一下,中午到我家里吃顿便饭。”

落实政策的对象,最有个性的是一个叫章复隆的人。到80年代的时候,章复隆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到了不轻易出门的地步。所以出去跑路的是他的弟弟章南珍。章氏兄弟都对数学十分痴迷,并且性格都近乎迂腐,是典型的书呆子。有一天,章南珍到教育局找李奇昌,说:“我哥哥的事怎么样了?”李奇昌说:“我们正在做工作,还要等一等。”章南珍就说:“是不是我们冇送礼?”李奇昌知道他的性格,也不在意,告诉他:我们会认真办,这是有政策的,就是我们扳着不办,上面也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其实李与章复隆也是同学关系,对他知根知底。早在1954年,李奇昌在县人委办公室当秘书,县长张景堂在海会(原属星子,1957年划归庐山)蹲点,回来对李奇昌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海会有个老师,姓章,名字不记得了,他在讲课时,讲到‘石斗升合’,说,‘石’(此处读dàn)就是蒋介石的石。”张景堂还说了章的其他一些笑话,末了说,这样的老师不分新社会旧社会,我看拿掉算了。李奇昌说:“我知道这个人,他叫章复隆,是我的同学。我说,对他的处理缓一缓好不好?他这个人有点‘执’(固执),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劝一劝他,让他改正。”后来李专程来到海会,找到章复隆,问是怎么回事。章仍然坚持说,读是读成“担”,这个字不还是蒋介石的“石”么?由于章复隆这一套“不合时宜”的言行无法与时俱进,最终还是把工作丢掉了。章复隆兄弟沉迷于抽象数学的世界(研究“费尔马大定理”等高深数学难题),却不善于经营生活,章南珍一直当数学教师,章复隆却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又不擅稼穑,到了80年代,已经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李奇昌为此事和张文刚一起,专程到九江找到了张景堂(时任九江动力机厂党委书记),开了证明,最后为章复隆办理了“病退”的手续,给了一条生活出路。

我与章复隆缘悭一面,但认识他的兄弟章南珍。章氏昆仲是星子民间的“陈景润”,却缺少陈景润那样的光明结局。他俩一生执著地钻研数学难题,而且正是陈景润所研究的“数论”,他们“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可他们一辈子穷困潦倒,不为人知,更没有被主流媒体所认可。我在花桥中学任教时,某学生的作文中写到章南珍的求索和命运,曾经震撼了我。章南珍30多岁才结婚,偶尔与他们伉俪相遇于街头。章南珍还是宋汶老师在蓼南小学读书时的数学老师,宋在《流星划过的思念》一文中深情回忆了这位可怜的老师的故事:章的一部数学论著很有学术价值,得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肯定,但出版需要3万元经费,当时章南珍连3千元都筹措不到,只好放弃;90年代章南珍意外落聘,一个月只拿一百来元的生活费,后来又带着深深的遗憾不幸英年早逝。作者在文中感叹:社会通常只给成功者树碑立传,却忽略了失败者在奋斗道路上鲜为人知的艰辛及失败后独吞苦果的痛楚。章氏兄弟的家(井口章家)离何家垅很近,是李奇昌外出必经之地。李奇昌回忆以前有时晚上走路,夜深人静,还可以听见章氏兄弟在田畈里激烈地争论数学问题。

李奇昌当时对“送礼”的事非常敏感和忌讳。隘口钱模希老师,找李奇昌要求落实政策,提了一篮蛋,大大方方地进了办公室,交到李奇昌手上时说:“王槐宽老师听说你家生了一个小孩,托我带了一篮鸭蛋给你。”李奇昌心中有数,办完事后,他拿出一叠钱,递到钱老师手中,说:“这鸭蛋是我托王槐宽老师买的,既然托你送来了,钱也请你带给王老师。”在众目睽睽之下,钱模希明知是“将计就计”,也无可奈何,只好尴尬地收了钱。王槐宽老师也是一个右派,和李奇昌比较熟悉,钱知道他们的关系,所以临时编了这样一个托辞。钱模希高度近视,戴着800度的眼镜,是以前当老师时留下来的痕迹,经常要在油灯下改卷子。

李奇昌还有一个同学,名叫张闻煌,是在李奇昌当文教局长之前受到处分的。张闻煌开始在蓼南小学教书,班上有个比较大的女生,有人怀疑他们有恋爱关系,上面怕出事,就把张调到离家很远的高垅(1957划归庐山)。张老师所在的学校位于海会与高垅之间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只有他一个老师。有时晚上周边的农民来跟他做伴,免不了搞点娱乐活动。有一次张闻煌和别人一起打牌,赌了香烟,不知怎么被人告发了,结果张老师被开除了工作。80年代他提出了申诉。李奇昌就找到当时经办此事的县文教科副科长,把这件事按政策处理了,落实了政策。部分群众议论,说这件事这么遥远,也能得到落实,你(指张闻煌)总是送了好多礼吧。张闻煌说:我确实找过几次老李。要说送礼,就是我一根孬烟换他一根好烟。这个人比李奇昌大两岁,晚景不错,有4个儿子,子孙很多,都很孝顺。

有的办案人特别固执,有的案子要反复做有关人员的工作,软磨硬缠,锲而不舍,才能达到目的。蛟塘公社深耕大队黄巨卿,是1954年犯的事,处理他的人是原县委宣传部长马××,当初是李的上司,现在九江老干所退养。遇到李奇昌找他,他就打官腔。李奇昌根据党的政策,认为这件案子当时办错了,现在需要平反,请他出具证明。马××很潦草地写了一个东西,没有拿去单位签署意见。李拿到星子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说是没用。第二次再去,又讲了好多话,申明这次决不能再白跑了,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我不会找你,这是党的政策规定要办的,你以前是我的上级,希望这一次继续支持我的工作。马××觉得有点难为情,才认真写了一个证明,并且给单位签署了意见,盖了公章,回到县里才把事情办好。黄巨卿在问题解决后非常感激,说不是你去磨,这个人很难办,就要给李奇昌下跪。李说:你不要谢我,应当感谢党的政策,没有这样好的政策,给我十个胆,我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当年这些案子,大都是因为一点小事而开除公职,给当事人带来长期伤害和苦难。这都是极左路线制造的副产品(虽然一般来说其后果没有反右和“文革”那样严重)。我们只有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决实施“依法治国”的正确方针,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才能杜绝类似的简单粗暴地对待人的问题的错误,使干部人事管理工作走向健康的人性化的轨道。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陈案都要平反,有的确实是犯了错误,其性质和情节是严重的,可以定为违法犯罪,那也不能翻案。曾有一个案子,是局长打了招呼的,但李奇昌考虑到此案确属违法,受害人至今仍然不能原谅,就没有改变原来的结论。即使是这样,对当事人生活确实困难的,也要给出路,而不能置之不理。

这些故事都是李奇昌边忆边谈,想到一个说一个,没有修饰,没有加工,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应当可以查验和证实(但不排除由于时间过去了20年,难免有个别细节因记忆原因而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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