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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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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的城乡差别

三年困难时期的城乡差别

——读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的愚见

陈林森

路遥(1949-1992)的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曾获1982年《当代》文学奖)是以“三年困难时期”[注]为背景的小说。主人公马建强(作品中的“我”)1961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从乡下考进了县高中,这在当地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但因为没钱没粮,马建强险些没能如愿。后来在乡亲们劝说下,父亲终于把他送进了高中。但在他入校以后,却发现在这里所面临的困难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小说的第二章有这样的文字:

只有我神气不起来——别说神气了,我觉得自己在同学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这个班除过我是农民的儿子,全班所有的人都是干部子弟——包括县上许多领导干部的儿子和女儿。尽管目前社会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我和这些人之间仍然是太悬殊了。他们有国库粮保证每天都有粮食供应;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叫人看起来像个高中生的样子。而我呢,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化子!

在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城镇居民,尤其是拿财政工资的干部家庭,工资旱涝保收,粮食和副食品有基本保障,如果家庭人口少,孩子的零花钱比农村孩子自然要宽松得多,但也不能说与农村孩子是天壤之别。那时大家都困难,干部每月工资普遍只有三四十元,少的只有二十几元,要养活一大家子人(那时不搞计划生育,城市家庭普遍多子女,所谓“老婆一个孩子一帮”),还往往要接济农村的老人或亲戚;粮食定量偏低,困难时期成人每月18斤主粮,小孩14斤,长身体阶段根本不够吃,这点定量还常常要搭配红薯、杂粮;食油每人每月2两,肉票在小县城平时基本上没有,只有过年才每人供应1斤猪肉;穿衣也难得体面,因为布票有限,经常是老大穿旧了给老二穿,逐个向下“接力”,很少有新衣穿,《三年困难纪事》书中有一篇北京丰台区的老人回忆那时女孩子因为缺布票,用手绢拼起来做裙子穿的故事。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央实行过干部食品补贴制度,也叫“特供”,但主要是针对高级干部、民主人士、运动员等少数人,地方干部17级以上才享受每月2斤豆、1斤糖补助,不是惠及所有工薪阶层和城镇居民的。而在吃的方面,农村毕竟是生产粮食的地方,农民多多少少能从地里扒些东西塞肚子。只要政策有一丝缝隙,在食品供应方面,农村的日子就比城里好过。所以,在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事情的另一面。这就是新浪网友汪雄飞先生一篇文章所披露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乡虽有差别,但在食品供应方面,城市整体上还不如农村,毕竟粮食是从土地上出产的,农民每家每户也是被允许作务一丁点的自留地,遇上好年景、好收成,近水楼台先得月,秋收冬藏,农民多多少少还是能有所作为的,至少会为过年早早筹划,一般预备三五斗粮食是没问题的。而城市,则紧巴紧地靠定量供应,这还需要有粮票油票等票证,而票证是定额配发的。那个时候,商品极其短缺匮乏,国家对城乡居民的副食品、布料以及耐用消费品等实行票证管理,对城镇居民的口粮实行粮票管理。……(汪雄飞《食与年味》,《陕西日报》2015年2月28日)

虽然总体来说干部子弟比农民子弟生活要体面些,工干家属在农村也是令人羡慕的(按月有钱发)。那些子女少的干部家庭,特别是掌握物资实权的部门职工(比如副食品、粮食部门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如《乡场上》的罗二娘)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决不能得出结论,当时的干部子女(这里的干部应当是广义的,包括学校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员工,也就是所有的工薪阶层,甚至还包括工人,否则当时哪有那么多“当官”的?)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当年就属于教工子女,也尝过饥饿的滋味,吃过糠粑和野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以及将姐姐们的衣服改造的男不男、女不女的衣服。过时过节的日子,就显出我们不如农村的孩子,端午节后,有时我会接受农村的同学施舍给我一个小麦粑,而我用借一本小人书来回报他。有一年的春节过后,还没有开学,大概是1960年的正月初六,我还在读小学,有一天中午,领导打发我步行到两三里路外一个村子去给一位工友带信,到他家,意外发现他家里大摆宴席,也不知道是办什么喜事,客人刚刚散席,女主人见我来了,就招呼我吃饭。其实我在家已经吃过,但此时早已饿了,我也顾不得客气,拿起碗来就吃。桌上那么多的剩菜,特别是油亮亮的红烧肉,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当时我就觉得这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一顿“预算”外的饕餮盛宴,给我带来的幸福美好的感受,超过了尔后半个多世纪无数的美味佳肴。这件事说明,作为一个小镇上的孩子,在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整天都是处在饥肠辘辘的状态。现在想来,虽然这有农民好客的成分和民俗的因素,但背后也还是得有办得起宴席的经济条件作为支撑。我的家庭,那时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不可能“大摆宴席”。

1961年,我已经进入初中,班上的同学都从家里带来干粮,作为课间的点心,干粮主要是一种“炒米粉”(把大米等粮食炒熟后磨成粉),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炒米粉”的等级,由优到劣分别是:芝麻粉,米粉,麦粉,谷粉,糠粉。那时候我吃的是糠粉,也不好意思带到学校去。当时我很羡慕那些能带芝麻粉的农村来的孩子。

路遥所记叙的情况总体上是符合中国当时的遭遇。资中筠在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饿死人的现象大都在农村。”(《南都周刊》2011年5月27日)作者路遥所在的农村(陕北)可能是当时中国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丝毫不怀疑作者所描写的饥饿的经历和感受,只是对当时农民以外的社会群体(工人、干部、教师等)在三年困难时期是不是都有那么幸福的生活表示疑惑,也就是不认同当时所有的农民以外的群体(居住在县城,家长拿工资,而并非都是机关干部)生活都过得宽裕和幸福。生活过得好的即便在城镇居民中也只是少数。《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8期刊文指出,在三年困难时期,“即使是城里人,不同城市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供应相对充足,而中小城市就差远了。”作者所在的陕北地区的县城,物资供应绝对不可能与大城市相比。而且在路遥小说用“我”的眼光拿来与“我”进行生活对比的,应该是所有城镇居民子女,而不可能都是干部子女(干部子女的学习成绩是分层次的,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集中到一个班上,除非“文革”前北京四中那样的红色贵族学校),否则城镇居民中干部以外的群体(教师、医生、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机关单位的办事人员以及各单位的临时工)哪里去了?从逻辑上说,农民的对立概念是工人或城镇居民,而不是干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困难时期,一部分城镇居民的食物供应还不如农村,这也是事实。所以,不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时的城乡差别就是城里富,农村穷,事实上大家过的都是“苦日子”,所有老百姓(包括基层干部)都是勒紧裤带过日子。潘永修等主编的《三年困难纪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是中国第一部公开披露三年困难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图书,书中有大量城镇居民受苦挨饿的记录。

关于当时的城乡差别,还有一件事觉得更加不合情理,就是城乡孩子读书的成绩,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那样,好成绩都是城里人,全县农村的初中生,除了“我”(马建强)一个人,没有一个考上重点班。如果这个班的人数是50人,那么百分之九十八的孩子都是城里人而且是干部子女,农村来的(农民子女)只有百分之二。这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在全国范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作者写道:“这个班除过我是农民的儿子,全班所有的人都是干部子弟——包括县上许多领导干部的儿子和女儿。”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判断,这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承认农村孩子读书的条件比城里差,绝大多数父母是文盲或文化程度很低,正如于是之在《幼学纪事》中写的,家里只有一本“藏书”,就是每年一换的老皇历。但是那时城里的孩子,特别是县城,工干家属家里也没有多少文化气息。那个时候城里的干部,很多是所谓“土改干部”,也没多少文化。小城镇的干部,即便是读了中学毕业,甚至个别也有读过大学的,但他们的上一代往往也是来自农村,在遗传上占不到多少便宜。从读书“种子”(天生会读书,今天叫做学霸)的比例,总的来看,城市孩子当然超过农村孩子,但这个比例差别决不可能达到超过九比一的程度。如果真如小说中所描写的,农村来的孩子在尖子班只占百分之一二的比例,那么马建强的成绩好就成了没有根据没有基础的天方夜谭了。我刚调到县城中学来任教是80年代初,那时的高一只招3个班,一个农村重点班,一个县城重点班,一个县城普通班,成绩最好的还是集中在农村重点班。那个时候大多数公社还办了高中,也留有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也有学生考上大学的。我是1963年在农村初中毕业,当年中考,我所在班除了考上县城中学,还有3个学生(包括本人)考上了九江一中,另一个班考得更好,考到九江(九江一中,九江二中,九江师范)的有9个同学。这些同学中大部分都是农民的子女。我教书40多年,从来没有得出过一个印象:干部子女天生要比农民子女会读书。这不大可能成为规律。最多是觉得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可能好些(有遗传的因素),但那个时候县及县以下的干部中,又有几个是够得上知识分子?反过来,干部子女,还可能娇生惯养,生性顽劣,养尊处优,有恃无恐(中学毕业后父母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读书反不如农村的孩子争气。客观地说,城里的孩子读书可能比农村的孩子略占优势,但决不会占绝对优势。物质生活的贫富不可能直接影响读书成绩的好坏,正如物质条件的好坏不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容貌一样。恢复高考以后,许多农村几代种田人,子女金榜题名,绝对不比城里人逊色。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我所带的农村中学毕业班一位学习尖子,家里是纯粹农民,当年高考考了全县第二名,上了本科,后来读了硕士、博士,直到进入中央机构工作,当时他读书的天分和勤奋,至今仍然在老师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路遥出身陕北农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得到了高度评价。在创作风格上,他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但在这部小说中,路遥肯定不会对农村孩子的智商有偏见,但如果是为了渲染马建强进高中后遇到的更大的困难,而主观夸大城乡差别,虚构城乡子女读书成绩不合理的悬殊,这样的描写就违背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提倡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加以描写,而城乡孩子学习成绩的这种极端悬殊,不仅是三年困难时期,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甚至有可能成为路遥小说中的白璧微瑕。

 

【注】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据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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