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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博客

自留地

在国庆60周年之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也希望自己退休生活能充实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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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畔情谊长

鄱阳湖畔情谊长

陈林森

         星子与都昌隔水相望,滔滔不绝的鄱湖之水,流溅了多少岁月的浪花,见证了我们超过半个世纪的深情厚谊。

当我从微信上获悉我的发小(小学、初中老同学)江民繁将于1024日到都昌,参加25日举行的1965届都昌中学高中毕业50周年的同学聚会时,我当即决定前往都昌与民繁见面。

65届是文革前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他们中的少部分通过高考得以成为末代大学生。江民繁是时代的幸运儿。他当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他告诉我,当年复旦新闻系在全国招录32名新生,江西省只取2名,他是其中之一。这还不算,他的夫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同届同学,他们的女儿又于90年代考进复旦新闻系。一门三复旦,在都昌一时传为佳话。

我不是这一届的学生,比他们低一届,就是所谓老三届中的第一届。老三届是一个稍显沉重的历史概念,这里略过。我没有在都昌中学读过书,1963年我从都昌一所农村初中考入了九江一中。我是通过江民繁认识了都昌中学65届高中的部分同学。

我于25日下午从星子来到都昌,先到高中老同学聂暾家住下。聂暾是一位民间哲学家,他已出版两部哲学专著:《两极论与中介论》《中论——中规律与中规则》,现正构思第三部哲学著作。我曾写文章评介过他的哲学思想,在我的一篇论文中引用过他的观点。为了欢迎我,聂暾不但准备了丰盛的家宴,还邀请了另一位老同学张秋和来作陪。我们是九江一中1966届的同班同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考大学,高中毕业后又被滞留两年,高中阶段共在校五年,“是老三届里年纪最大、读书最多的一届”(引自百度释文)。离校后,经过一番风雨历练,我走上了教育岗位,他俩步入仕途。聂暾是环卫局领导,张秋和先后任文化局、教育局等单位领导,以副处待遇退休。聂、张在高中阶段的学习,特别是数理化成绩,都非常优秀,他们则恭维我的语文比他们好。记得张秋和经常在课间与同学讨论数学难题,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响了电铃才回到座位。一到冬天,他的手总是生冻疮,肿得像面包,用一块手帕包住,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学习积极性。他俩的共同点是始终没有改变学历,所不同的是张当了兵,以部队干部身份转业;而我通过自学考试在不惑之年获得专科文凭。我们仨的共同点是都没有进过大学的正规门槛,这是我们的终身之憾。张秋和同学接到聂的电话时还在农村老家,他是特意从乡下赶到县城来与我相会的。

聂暾还拨通了另一老同学的电话,这位同学叫邵英明,目前随儿子住深圳,他闻讯从深圳致电于我。当年邵英明既英俊,又聪明,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贫下中农推荐他当了赤脚医生。1977年以而立之年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年高考,他立志行医,报考了医学院,但当时左毒未散,录取受阻,幸亏后来增补了师范类录取名额,最终上了师专化学系,当了中学化学教师。为了配合教学,他将许多化学知识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诀,著有《中学化学歌诀》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教学之余,还热心研习中医,对内科疑难杂症颇具悟见,远近求医者慕名而来。我们皆非“红五类”,在学校处境相仿佛,平日走得比较近。当时邵英明家里非常困难,经常饔飧难继,有一次又没钱买饭票了,我主动借给他5元钱,无奈我也捉襟见肘,虽有同情之心,却爱莫能助。后来邵的父亲要他退学回家,他被迫从九江一中转学到都昌中学。后来他在东湖中学任教时,我去看过他,还在他家吃过饭。或许是余勇可贾,他还有多余的精力和智慧练习格律诗词,先后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诗词60余首。200410月我曾与邵一起参加在都昌县城召开的首届鄱阳湖文学论坛活动,会内会外相见甚欢。电话中他告诉我,他正在积极争取通过中医资格考试。他还说,他虽常住深圳,但寒暑假一般会回都昌,我们后会有期。我说都昌星子之间的跨湖大桥指日可待,我们今后来往更方便了。

聂暾家住东湖广场附近的景湖楼苑小区,从他6层楼的窗户向南望去,近处是波光粼粼的东湖,远处是线条柔和的南山,那里有谢灵运、苏轼、黄庭坚的屐痕游踪,新建的灵运塔耸立在山顶,正是城郭霜晴宝塔高的画面。夜幕降临,在我曾攀登过的那条石阶路的两旁闪烁着之字形的蜿蜒而上的灯光。宽阔雄伟的东湖大坝已将南山与县城连为一体,不再是水隔南山人不渡的昔日景象。靠县城这边是封闭的内湖,大坝外边隐约可见浩渺的鄱阳湖。我对老同学说,你的新居比老房子(闹市附近)的环境好,你可以在这里安心养老了。

翌日用过早餐后,8点钟左右,我给民繁打电话,问他活动搞完了没有,如果搞完了,我到什么地方找他。哪知民繁说,这次就算了吧,你就不要来了,下次再见面吧。我大惊,我想我不远数百里而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你见面,怎么说算了。他在电话中发现情况不对,于是问我,你到了都昌是吗?我说昨晚我就到了都昌,在我同学家落脚,昨天我就没有惊动你,上次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给你发了微信,你大概没有收到吧。我说我的手机在这里上不了网(我没有开通数据流量)。他没有收到我的回复,以为我还在星子,或者有什么事来不了。不过他说你最好发个短信给我。释然后,他说,你现在来,我在民政酒店303房间,我们刚刚把老师送走了。

聂暾同学半年前不慎摔了一跤,把腿摔断,经过治疗有所好转,我见到他时,他还拄着拐棍。他竟然说我跟你同去,见见江民繁。他本来要我转交他的第二部哲学著作,现在他说要亲手交给江民繁。我力劝他,你腿脚不方便,就不要去了。虽然可以打车,但还得走一点路。他坚持要去,说我可以不要拐杖。我就到前面去找车,让车往回开一点。到宾馆后,当聂向江送上他的《中论》后,江民繁也从包里拿出他的一本散文集《优游书蠹》(浙江文艺出版社)回赠(我多年前已获赠此书)。果然是君子之交。

当我进入303房间之时,迎面遇见江的一位同学,我们同时两眼放光,都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位同学先指着我:你是陈--森。我紧接着叫出声:你是向--祖。他俩住一室,也是最佳组合。原来向绍祖当初也考取了复旦,就读经济系。说的是那一年,都昌中学的高考成绩居全专区(九江市)之冠,他一个班就考取了两个复旦嘛。江是典型的文科尖子,语文、外语特别好,数理化则不如意。那时文史类不必考数学,理所当然地脱颖而出。向绍祖报考的经济系,要考数学,但也只作参考分。恢复高考以后,文史类也要考数学。这使得我八九十年代所带学生中的写作尖子,几乎都因数学成绩而败走麦城。我之所以与向绍祖熟悉,也是因为江民繁的缘故,自然向也从江的口中闻知我的一些情况。此外,向绍祖在来去的途中与民繁一起经过都昌县城(向父当时是徐埠中学校长),也得到过我的姐姐一家的接待,至今仍存一份感激之情。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株洲,后任湖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他虽年近七旬,仍然精力旺盛,中气十足,说话铿锵有力,具有演说家的风采。向主动与我交换了联络方式,并说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话。

在谈话中,民繁谨慎地提出,要不要与向杰的爱人联系一下。向杰也是他们这一届的老同学,已于三年前不幸病故。民繁开始有点迟疑,是不知道向杰的爱人小冯是否再婚,当得知她没有再婚,就马上拨通了电话。小冯说她在外面,不如她到宾馆来见大家。一会来了。与四年前向杰夫妇去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浙江嘉兴)玩的时候比,小冯明显消瘦了。向在与冯结合之前,有过两段短暂的婚史;冯则前夫病故,留下一双女儿。这两个女儿,特别是小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小女儿向菲10岁那年曾在我家小住,后来高中毕业考进了中国美院。女儿都已成家立业,大的在无锡,小的在新加坡。向杰也是当年班上的才子,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没有能上大学,后来下放劳动,进了工厂,当了老师。201221日因胃癌逝世,终年65岁。我和向杰并非真正的同学,也是江民繁的缘故,建立了不是同学,胜似同学的关系。我们不免聊起向杰当年的胃病,当年不爱惜身体的习惯(烟瘾重),向杰对冯的两女视如己出、两个女儿也对向杰敬如亲父,小冯对向杰帮她抚养大了两个女儿而表示感恩,并感叹如果向杰仍健在该多么好。那年21日是正月初十,他们原计划当年到新加坡过年,却无福消受,也不能够再与同学团聚。在大家谈论时,我忍不住泪水盈眶。

中午江民繁的姐夫吕宜亮设宴招待,吕宜亮的大儿子吕敬亚做东。吕敬亚曾任都昌县邮电局办公室主任,社交能力强,竟然把这样的场面也搞得热热闹闹。没想到的是,吕敬亚对我的四姐也印象深刻,甚至非常感激,说他小时候,我四姐对他怎么怎么好。他口口声声称我四姐为陈姨,还口口声声喊我母舅。他的说法是:你是我母舅的同学,也是我的母舅。吕敬亚的母亲、民繁的姐姐江玉娇秀外慧中,不幸刚过60岁就因病离世。她去世后亲属为她出了一本纪念册《如玉之娇》,民繁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永恒的笑容》一文,回忆了在我四姐最困难的时候,玉娇姐对我姐姐的同情和关心。文章开头用朴素的语言写道:“玉娇姐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的堂姐,也是我的一个胞姐的最密切的老同学。自然地,我一直称她为‘玉娇姐姐’。”说起来江玉娇和江民繁是堂姐弟,但熟悉的人都认为他们比亲姐弟还要亲,不熟悉的人则感觉他们就是亲姐弟。他们的这种亲密关系在下一代中也延续了。

民繁还回忆起文革期间的一件轶事。1968年夏,我和民繁从都昌县城骑自行车到周溪公社看望在那里教书的向杰。周溪在都昌县的南端,从地图上看,位于鄱阳湖的腹地。为了友谊,我俩冒着酷暑,骑行40公里,来到周溪中学寻找向杰。我们打听到向杰被隔离审查了,也不知关在何处,估计不可能见到他(后来听说向杰受到了皮肉之苦),准备回三汊港(民繁的祖母处),不想没走多远,就被向杰的单位派人追回并扣留下来。学校革委会的头头,是一个高个子、很威严的人,他对我们说:正要找你们呢,刚好你们撞上来了,向杰是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我代表校革委会责令你们交代与向杰的关系,同时交代你们自己的问题!有一个很粗蛮的人,故意站在大门口叫嚷:不老实就把他们绑起来!他们郑重其事地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让我们回去,又说事情还没有完,并把民繁随身带的照相机没收了(德产135老式相机,是民繁从系里借来的)。天色已晚,我们只好在周溪街找了一家小旅社,花五毛钱住了一晚。回到县城后,县里的造反组织(工武部)又把我们找去盘查,原来是抄向杰的家时查到了民繁与向杰的私人信件,里面有一封信把向杰的家说成是我们的联络站(实际上是寒暑假我们有时在向杰家落脚),他们把这句话当作反革命串联的证据,相机则是反革命活动的工具(那时相机十分稀罕),在当时的气候下他们急于把我们几个人打成“反革命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在邮电局工作、一向温和的民繁的玉娇姐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去找当时掌权的县武装部政委朱玉忠讨说法。此事还惊动了复旦大学,很快发来电报说江民繁没有问题,相机是公物,望退还;并派出两名山东籍同学代表学校来解救江民繁。对此事,我的四姐夫也积极周旋。最后我们被释放,相机也还给了民繁。2004年,民繁还把这件往事写进了一篇悼念玉娇姐的文章中。我想,如果向杰健在,从他的角度回忆这件事,把他的遭遇也写进来,就是一个更完整的“文革轶事”了。

这次我的都昌之行,亲身经历的友谊小故事还不止以上这些。26日晚餐江平波招待了我们。江平波是民繁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老朋友。晚上向绍祖把宾馆的床位让给我住,他自己投靠亲戚去了。回到宾馆,我们还和另一个发小——方向明见了面,与住在南昌的“二和尚”(吕敬蜀)通了电话,27号中午还受到住在九江的小学女同学李淼英的招待。这三人都是我们在都昌三汊港小学的同学。这次都昌之行,我背的小包很轻,但背回的情谊却很重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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