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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博客

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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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小聚话当年

                                                                         德安小聚话当年

两星期前,我跟德安的老同学蓝江玉打电话,说我准备近期去看他。今年春节期间原九江一中66届高三(3)班毕业五十周年聚会在九江举行,当时蓝是少数几个因病未能与会者之一。我在电话里首先问候他的身体,得知在向好的趋势发展时,我很高兴。我说我来共青上班,每次回星子都要在德安转车,我早就应该看你了。蓝江玉是我在九江一中最后阶段即“文革”滞留期间走得比较近的一个,因所谓“出身”问题在那个年代同属边缘人。印象中蓝江玉是很聪明的,他也是理科尖子,但他对当时中国的将帅名单如数家珍,可以一直说到中将,而我当时只记得十大元帅。

我在老同学群(六六三三群)向余忠信同学(正月聚会的主要组织者)透露了我的计划,余忠信说到时他也邀几个同学一道去。昨天是周六,我本来是准备上午就去德安,但计划不如变化,按期中考试前的课表,我是隔周才有一次补课,但现在临时通知我本周六要补课,所以我只能下午去。刚好在共青工作的一位前学生左东林要回星子,主动通知我,说可以顺便送我。于是在确认余忠信等已到德安的情况下,我让左东林在我下课后开车送我到德安,与老同学共进午餐,下午再送我同去星子。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共青与德安的关系。共青现在是一个县级市,全称是“共青城市”,但它最初的名称是“共青社”,隶属德安。经过“共青社”-“共青垦殖场”-“共青城”-“共青城开放开发区”-“共青城市”这样的发展演变,早已从“母体”德安脱胎而出。现在的共青城市,其领土由德安、永修、星子三个县各自割让一部分组合而成。如果再发展下去,也有可能反过来把德安吞并,这种“后来居上”的例子全国很多。共青到德安的距离用“近在咫尺”形容毫不夸张。我坐班车要半小时(弯路带客),但直线距离只有8公里,开车只要十来分钟(网上说只要7分钟),坐动车6分钟。

我们直接来到用餐的地点。从九江来的老同学是余忠信和邹太送,林世鸿本来准备从南昌来,但临时没买到火车票,陈忠符和王承虎原说来后因故未来成。在一个多小时内,我们边吃边谈,匆匆回忆了一些尘封的往事。

                                    右起:蓝江玉、余忠信、邹太送、陈林森

余忠信谈到肖淑贤的情况。肖淑贤是我们那一届公认的理科尖子,当然按余忠信的说法,肖主要是数学冒尖,读高一时就把高三的数学都学完了。他读高中时,上数学课不轻易发言,到了争持不下的时候,他才发表自己的看法,往往有独到的解题方法,甚至比老师还高明。虽然那时是“突出政治”的形势,对学习尖子不太表扬,但我在校时对肖淑贤是自发地崇拜的,虽然我和肖淑贤一直不在一个班。我在高一时是(1)班,成绩最好的是彭声羽;高二分到(3)班,成绩最好的是彭祖彭。但我知道,肖淑贤才是第一流的,在我们这一届是无出其右的。当时同学们都传说他走路都在思考数学问题,对这种学习态度我是很倾慕的。改革开放后宣传陈景润的事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年的肖淑贤。不仅是学习的精神和对数学的先天的秉赋,而且都有一种“书呆子”的性格。邹太送说肖淑贤下放到茅山头农场劳动,不大和其他同学打交道,只是到每个月发了工资,才喝上两杯酒。1977年恢复高考,肖淑贤理所当然地考上了大学,但按当时的政策只录取到了九江师专,但他对数学的热忱依旧不减,他是不甘心读师专的,1978年就报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没有如愿。有同学劝他,可能中科院的牌子太大了,还是务实点,他就降格以求,1979年考取了华中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虽然在业务上非常突出,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低能儿”。余忠信讲了两件事:一个是他在30岁以后才结婚,但婚后不久就因感情不合离婚了,没有留下孩子。他不擅做饭,独居后生活更是马虎,他常常一次性买好多馒头,放在一个篮子里,吊在钩上,吃饭时就从篮子里拿两个馒头将就一餐。余忠信从蔡荫光那里得到的消息,说肖淑贤最后的结局很悲惨,大概是七八年前,他因皮肤病转为血液中毒,在宿舍里卧床两三天,学校送到医院后就昏迷不醒,终于不治身亡。死时还没有退休。身后非常凄凉,没有子女守孝,只有一个弟弟从九江赶去办理后事,没有别的财产,留下30万存款被弟弟“独吞”了(这是蔡荫光电话里的用语,我说没有别的继承人这也是正常的)。

我今天上网查“肖淑贤”的资料,居然让我查到了。如下:

肖淑贤 男,1947年11月生,江西省清江县人。1979年考入华中理工大学,1982年获硕士学位,留校承担基础课教学工作。

1986年升为讲师,1994年晋升副教授,1993~1994评为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发表论文多篇,代表性论文有《带时滞项的非线性控制系统的绝对稳定性》《复区间多项式的稳定性》《解大系统稳定性的积分方程法》《时滞系统绝对稳定性的积分判据》。

1985年获武汉市优秀论文三等奖,1990年获湖北省优秀论文奖,1996年获湖北省第六届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三等奖。

虽然网上查到的同名的人有好几个,但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同学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蔡荫光同学在电话里谈到九十年代末,他在火车上碰到过一次肖淑贤。当时肖淑贤是从长沙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回武汉。他那次对蔡荫光说了一句“后生可畏”的话,意思是他那时的工作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余忠信对肖终其一生只拿到副教授感到惋惜,他说在华中理工大学,评了副教授以后爬到教授并不难,因为他有一个亲戚也在华中理工云云。

蓝江玉说到他自己的情况。根据余忠信的说法,蓝家解放前是德安县的“首富”,蓝未加否定。在极左年代,蓝的家庭成分显然是“最坏”的。1968年离校回到农村,他种了十年田,也就是挑了十年粪。蓝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他至今还在乡下挑粪。他是1978年考到九江师专化学系的。那两年我们的老同学参加了高考的,多半都是取到九江师专。师专毕业后他就分配到德安二中教书,一直到退休。他也是在30多岁才结婚的,他的独生子是1985年才出生的,而我的大女儿是1975年出生的。余忠信说蓝的儿子很优秀,但在吃饭时没来得及谈到蓝的儿子的情况。蓝只是说他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不像其他许多老同学都有几个孩子。参加工作以后,情况一直都很好。他的儿子是2000年考上大学,他的夫人2001年就病逝了。这是他唯一的不幸。他的儿子在深圳工作,蓝江玉看来是在德安过着独居的生活。春节期间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现在好多了。余忠信说蓝江玉的身体状况比他们上次见面时也要好得多。

因为左东林要赶到星子接人,所以我未便在德安久留,余、邹二同学也乘左的便车,先到星子,到我的新居小坐了一下,然后再去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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