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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斗争应当彻底否定

反右派斗争应当彻底否定

□陈林森 原创

中共对“反右”的定案,是根据邓小平数次讲话的精神。关于反右派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多次阐明了他自己的看法。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至少看到了三次。第一次是1980116针对“西单墙”事件的重要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在讨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期间,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党内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邓小平一锤定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后来,邓小平在1981327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又一次重申这一观点:“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1981/6)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权威评价是:“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段对反右的“历史结论”,关于它的“必要性”用了84个字,关于它的“不足”仅用了52个字。一边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边是“严重扩大化”,这两边捏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不合逻辑的。

第一,所谓“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合称“四大”,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所肯定和提倡的。在1957109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7页)毛泽东在几天后(1013)又说:“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大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同上,第480485页)从毛泽东本人的上述言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四大”是群众在建国以后“创造”出来的,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所“提倡”的。二,“四大”是一种“革命形式”,是“很有益处”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但是归根到底,对无产阶级有利。粉碎“四人帮”以后,共产党仍继续提倡“四大”,甚至一度载入我国的宪法。分析“四大”的提法,前两个“大”(大鸣大放)是比较虚的,没有具体的形态(可能包含了除大字报、大辩论以外的发表意见的形式,如在座谈会上发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其来源正是毛泽东、党中央1956年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至于大字报、大辩论的两种形式,其本身的确没有阶级性,提倡或者废除都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大凡需要“乱”的时候就提倡,需要“治”的时候就废除,而决非“右派”所能操控,其发明权更不是右派。笔者本人1957年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就响应党的号召写过大字报,后来参加“文革”,又一次响应党的号召,写过大字报,参加过大辩论。粉碎“四人帮”前后,人民群众用大字报等形式揭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邓小平曾给予高度评价,并载入了史册。至于毛泽东讲话中说“四大”的“大”是右派发明的(同上,第485页),不过是玩文字游戏罢了。既然是右派发明的东西,根据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提倡,并且后来还要写进宪法呢?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倡“四大”,“右派分子”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和赞成“四大”,采用“四大”的形式,帮助党整风,怎么就错了呢?所以,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毛和中央一开始就不允许搞“四大”,右派分子能“鼓吹”得了吗?

第二,关于所谓反社会主义思潮。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极少数右派分子之所以是错误的,反右派斗争之所以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他们思潮的核心是“反社会主义”的。但是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概念呢?是马克思的,列宁的,斯大林的,还是毛泽东的,抑或是邓小平本人后来在对“文革”反思的基础上所主张的改革开放形态的社会主义呢?邓小平1985415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反右派斗争以后过了2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还在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苦苦地思考和探索,怎么能说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就是完全成熟和完美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所谓“右派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按照党所规定的方式,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哪怕这些意见有的措辞比较激烈),就是“反社会主义”呢?就拿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定为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的著名右派言论“政治设计院”做个例子。他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八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这样的:“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人民日报》1957/5/21)这样的言论,何反动之有?他所说的“设计院”,指的是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四方面组织,而它们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开、合法的组织,其中人大还被宪法规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提法本身,并不是要取共产党而代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比喻罢了。他所说的“设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参政议政”。从历史来看,章伯钧的发言不但称不上“反动”,甚至称不上“出格”,仅仅是他的用语比较新鲜而已。他只是讲“事先交他们讨论”,并不是交由他们决策。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他们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日报》1957/6/27)这显然是诬蔑不实之词。“平反委员会”是全国第二号右派罗隆基的又一著名的“右派言论”,它所针对的不过是对建国以后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的过左过激行为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中共纠正以往运动中的冤案而已。这些意见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呢?如果说主张纠正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就是右派,那么,邓小平本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给刘少奇那样建国后最大的冤案平反,给所有以前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摘帽子,给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改正”(实际上也是平反),岂不就是超级大右派吗?当时被报刊舆论炒作后最容易激怒工农兵的右派言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他的原话是:“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以上引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原来,储安平所提“党天下”是针对党群关系问题,他在发言中明确表白“党外人士心心愿愿跟着党走”,并非要取共产党的领导而代之。当然,在鸣放期间,一些“右派”还放出了所谓“两党制”、“两院制”、“文官制度”、“新闻自由”、“同人办报”、“司法独立”、“无罪推定论”……这些被毛泽东骂为“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的言论,在这些站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来十分“荒谬”的观点,实际上都是在毛泽东的百般游说和引诱下“放”出来的,是在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无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来的。他们天真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从此可以开始改良了,从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长治久安的道路了。可是,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一个陷阱。顾准先生曾两次打成右派,可是在他平反以后,在公开出版的顾准文集中,也包含了“引进资产阶级两党制”的主张,今天并没有遭到公开批判。而“无罪推定”现在已经成为司法领域的基本常识。“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今天至少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即使“两党制”、“两院制”目前被认为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主张,也不可以以言定罪,把提出这些主张的人士打成“右派”而加以惩戒。

第三,按照中央文件所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就是说,是右派先“发动进攻”,共产党被迫“进行反击”,是一场“防御战”、“保卫战”。事实是这样吗?事实上,反右派斗争是一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公开的文字中,毛把反右派斗争称为“阳谋”。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的一个“大手笔”,是建国以后领导历次政治运动的一篇“得意之作”,只不过不像当年承认要搞“独裁”那样说:“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30)而是把“阴谋”偷换成了所谓“阳谋”。毛泽东是语言修辞的高手,但是这个修辞的运用却使毛泽东本人的人格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许多有良知的作家笔下,“阳谋”已成为反右派斗争的代名词,成为用卑鄙的手段打压和整肃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内异议人士的象征性符号,成了人们谴责、诅咒和鞭挞的对象。众所周知,比“阳谋”更形象的说法是“引蛇出洞”,这是一个来历可疑、尚未收进辞书的成语。这是反右派斗争的又一经典台词。1957427,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本来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只限于党内,党外人士是否参加应出于自愿,不得强迫。430,毛泽东指示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上天安门城楼,毛亲自跟这些头面人物打招呼:“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54,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指示。但是10天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连续发出党内指示,开始对反右派进行部署,作出了“引蛇出洞”的决策。其要点有:(一)对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不要反驳,以便让他们充分暴露。(二)党委宣传部门立即着手研究右派言论,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予以反击。(三)这个等待的时间不过几个星期。而在同一时间的公开的媒体上,在党外和社会,则完全是另一派空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毛泽东亲自点火,到处游说,鼓励他们大鸣大放,党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至于那些在劫难逃的右派分子,毛泽东则早在年初就点名了。毛于1957127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让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就是说,这些“钦点”的右派,即使他们不“放屁”,也可以“主动采取措施”,把他们批倒批臭。毛又在1957515写的党内通讯《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熟谙军事斗争中的诱敌之法,在他为中央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写道:“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以上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哪里是诚心诚意地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呢?当你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你就注定是右派了;之所以一时没有整你,是因为你还没有暴露够;为了让你暴露够,就要让你讲的话越错越好,错误越大越好;这就要创造条件,提供场所,制造气氛,打消顾虑,让你毫不设防地把心中的话都讲出来,而且一段时间不加反驳。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我早就认准你是一条蛇,但是你躲在洞里,不便于我捉拿,为了一网打尽,我要安排芳香的诱饵,许下甜蜜的诺言,让你上钩,你一旦上钩,我就发动一场铺天盖地的人民战争,叫你这些资产阶级的小右派死无葬身之地。这就叫做“引蛇出洞”。毛泽东熟读孙子兵法,深谙“兵不厌诈”的道理,他以军事家的天才,成功地发动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反右派斗争”。多年之后,历史学家黎澍说起当年旧事,他说:“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页)从时间表来说,一批著名右派言论,都是在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明确的反右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5/15)之后被鼓励、动员、引诱、欺骗而发表出来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21),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22),葛佩琦的所谓“杀共产党人”(5/30),储安平的“党天下”(6/1),连北京大学第一张鸣放大字报也是在519才贴出,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以后四天的事。这场斗争的主动权和第一枪的扳机掌握在谁的手中,不是昭然若揭吗?!

第四,邓小平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三次讲话都使用了一个份量很重的词语:“杀气腾腾”,用来说明当时的确有人想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想要用暴力手段颠覆合法政府。虽然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作为中央文件,“杀气腾腾”这个词换成了“放肆”这样相对温和与规范的语言,而且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词仅仅看作是一种修辞,但把当时“右派分子”向党提意见的态度或气氛说成是“杀气腾腾”仍然是不准确的,会使人误以为当年“右派分子”手中掌握了什么武器,有武装暴乱或恐怖主义之嫌。其实他们那班人不过是一批手无寸铁的书生而已。根据有关资料,这个“杀气腾腾”的来历是指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的葛佩琦的发言,他在“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发言,据当时报道是这样的: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北京日报》1957526)葛佩琦在他的发言见报后,认为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当时也没有提出异议,他觉得这和一些领导人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毛泽东19561115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5页)为什么同样的话,你领袖可以说,别人就不可以说?你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他葛佩琦也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其实葛佩琦本来就是一个老党员,并不是“党外人士”。他在发言中用“我们”指代共产党,就是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一份子,是替党担忧。据《人民日报》1993126报道,葛佩琦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后来受党的指派,打入国民党军政机关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老战士。只是因为解放前夕中共东北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了组织关系。解放后葛佩琦多次向党组织反映,要求恢复党籍却得不到承认。1957年他被邀请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是有情绪的,因此发言时比较激动,言辞显得有些“惊人”。但是他还是从根本上拥护共产党,苦苦地追求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因为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所以他对党群关系存在的问题最清楚最敏感。今天我们讲“三个代表”,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都是为了密切党与人民的关系,解决好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共产党(包括执政党)的领袖被群众杀了头的情况不是没有,这种危险即使由党外人士说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党外人士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要对自身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经常进行深刻的反思。但这个发言后来就成了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证据。“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这样的话是一种假设判断,你毛泽东不是说过将来打世界大战,中国人无非死掉一半这样的话吗?能不能凭这句话认定毛泽东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者呢?真正要杀共产党的人会在共产党的会堂里讲这样的话吗?正如叶永烈所说:“葛佩琦既然是‘老布尔什维克’,怎么可能喊‘杀共产党人’呢?”(《反右派始末》1995年版,第166页)可是1959629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以“反革命罪”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中说:“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20多年后,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仍对当时一个小人物在正当的场合,态度和言辞稍有偏激而内容真诚可鉴的发言耿耿于怀,把“杀气腾腾”的罪名加在曾被反右派斗争折磨得家破人亡、我们党曾经长期有亏于他的葛佩琦的头上,只是为了证明反右派的“必要性”而十分牵强地采用煽情的话语,与这位领袖在人民心目中的磊落形象是不相称的。从语言修辞上说,邓小平的几次讲话,正是由于用上了“杀气腾腾”这个词,谈论反右派斗争“很有必要”,在份量上就重得多,对于迷惑一部分缺乏历史经历、不明真相的年轻人,起了相当恶劣的作用。反过来,如果把邓小平几次讲话中的这个用语删除了,他老人家对反右派斗争的肯定,对右派分子的愤怒声讨,就显得十分抽象十分苍白。所以,要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就必须从根本上推倒“杀气腾腾”这个诬蔑不实之词。

 第五,就其后果来看,反右派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没有值得肯定的一丝一毫理由。(一)对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及其家属亲友的伤害怎么估计也不过份。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右派人数是55万(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839页)德国乌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提出了另一个数字:“从1957年到1958年间,就有80万党员和非党人士被定为右派,据1980年透露有290万人受到株连。丁抒的《阳谋》一书(香港九十年代出版社,1993年)认为全国右派达100万。又据胡平《残简:1958》一文说:“二十年后,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又据说将一个省、一个省的统计数字加起来全国被划右派的实在人数,已近百万。”一般认为,55万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按毛泽东的估计为五百多万,而右派分子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中。又按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右派分子比例的估算,约占知识分子中的5%10%55万恰好占当时知识分子的10%左右。按当时的做法,由中央给各部门下达该抓的右派占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再由那个部门、地区将自己的人头数乘以那个百分比,从而得到本部门该抓的右派数目,作为官定的“指标”。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们为了站稳立场,宁“左”勿右,往往超额完成任务。当时北京市委下达的指标是5%,中国人民大学6000多学生,第一批就抓了400多名右派。再加上1958年“反右补课”补充的右派”,各地往往超出了10%毛泽东的“好学生”、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过:“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八点五。”(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571225黄秋耘说:“在反右派斗争中,划谁当右派,只要领导小组,甚至仅仅是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三言两语就定案了。由于每个单位都要完成一定的比例,只许超过,不许达不到。有些单位,例如中小学校,实在找不出几个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右派’的人选,或者像选举代表一样,提名投票表决,这样的做法简直如同儿戏,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就从此决定了”。(《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P183)笔者当时在乡镇小学念书,那所学校的老师大概就是30多名,右派分子就有3个。总之,反右派运动把几十、上百万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打成“右派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反右派运动中受到株连的亲友,人数更是“右派分子”的好几倍,其中直系亲属处境尤为悲苦,他们在社会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骨肉流离,家破人散,哀鸿遍野。(二)反右派斗争期间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错误地认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从而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造成我国治国方略的严重失误,丧失了发展国民经济的极好的机遇,最终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三)对党内外民主空气的破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个人专制独裁的大发扬,造成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右派没有法定标准,“戴帽子”没有法定程序,整个反右派斗争完全是蹂躏人权、违反宪法的。钱理群教授曾把1957年北京大学一些青年学生的右派言论与80年代邓小平的言论加以对照,发现一些重要的观点和认识都非常一致,特别是关于民主与法制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的观点太超前了。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内一言堂的现象变本加厉,个人独裁、个人专断的政治弊端日益滋生蔓延。1958821,毛泽东在取得反右派斗争伟大胜利以后不久,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踌躇满志地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韩非子讲法制,后来儒家讲人治。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P65)可见,从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就开始“无法无天”了。李慎之认为反右派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逆转。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历史的分水岭看的,他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它催生了第二年的“大跃进”运动并预演了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成为建国以后三大灾难的“始作俑者”。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全面向“左”转的转折点,“文革”则是中国向“左”的“大跃进”,是左的顶点。(四)反右派运动还推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它打击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对斯大林的批判,也阻碍甚至扭转了他开始的改革。反右派斗争再加上尔后中国一连串“左”的闹剧,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所犯的“左”的错误变本加厉,败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损害了世界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群众的思想混乱,大大推迟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时间表,给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反对、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口实,从而为30多年后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全面低潮写下了又粗又重的伏笔。

第六,在反右派斗争中,是不是确有“一小撮”真正的右派分子?至今仍有人为反右派辩护,认为如果按照毛泽东最初估计的4000人的数字划右派,就没有错误,只是后来划了55万,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80年中央对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改正,为了证实反右派没有错,全国保留了5000名右派(一说3000名,都与毛的最初估计比较接近),其中,中央级的只有5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根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回忆,1980年中央决定给99%的右派平反,决定在中央一级保留五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这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章伯钧夫人李健生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说罢,问李健生有何意见。李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参看《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中央为了给“反右派”是必要的这个论点提供依据,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经过1980年的审查,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约为5000人,恰好是公开报道的右派人数的1%。我们假定这个数字是“符合实际”的,那么,一场政治运动,被错误处理的人员比例高达99%,这场运动还有肯定的价值吗?一座房子,垮掉了99%,还能说这座房子有存在的必要吗?其实,我们要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问题很简单,只要把全国最大的5个右派分子,进行彻底的调查,如果他们确实都不能划为右派,那么各级地方上的右派,还有保留的必要吗?当然,那些顽固维护反右派合法性的“左爷”们,一定会找出当年那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中,有写“反动标语”的,有犯杀人罪的,有“生活作风”不正派的,或有其他刑事犯罪记录的,等等,难道把他们打成右派也不行吗?当然不行!他们有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杀人犯,证据确凿,罪不可恕,枪毙就是了,有其他刑事犯罪的,按罪行大小,依法惩治就是了,与反右派运动有何干系?所谓“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邓小平1981327讲话)这句话,对于为“反右”定性毫无意义。我们的观点是:反右派斗争是彻底错误的,它的动机、手段、过程到后果,都应彻底否定。把任何人打成右派都是非法的,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任何人都是违法的,右派划了100万是错误的,划了55万是错误的,只划5000名也是错误的,哪怕在全国只划一个右派也是错误的。要之,反右派斗争不只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否定。

总之,实践证明,反右派斗争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决不应该采取“反右派斗争”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加以解决,尤其不应该采取“引蛇出洞”那种不光明磊落的手段对付知识分子,其结果不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破坏了党群关系;不是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是迫害忠良、助长奸邪、败坏社会风气;不是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而是一场历史的大倒退、大逆转。历史已经判明,“反右派斗争”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人权,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严重灾难的全国性的大冤狱。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党的决议和学术界公开的文字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的底线,是以邓小平讲话精神为依据的。这里有一个悖论:就是当年反右派斗争的最高决策机构的重要成员之一、反右第一线总指挥(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组长),今天又成为对反右派斗争作出历史定评的最高权威,这里不能不存在某种尴尬。对此,邓小平本人以及其他当事人都无法做到完全超脱。1957923,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以“反右”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提出对右派分子特别是党内右派分子,要反对所谓“温情主义”,要将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并在理论上肯定了反右派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报告实际上成为指导反右派斗争向纵深发展特别是推向基层的纲领性文件。文革初期,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事,仍然用反右斗争的思路来指导文化大革命,轻车熟路地在各大中学校大抓右派学生(起初在首都,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笔者本人当时是高三学生,就被打成了“小右派”),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虽然也许可以避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场劫难,但也会造成另一种全国性的大冤案(反右派运动的故伎重演)。20多年后,由邓小平这位当年反右派斗争的前线总指挥、深谙反右斗争韬略和黑幕的政治家来纠正这场运动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存在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和局限。当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一定限度的批判,对反右派斗争作出了“扩大化”的批评,并提出对右派分子一律摘帽、对划错了的予以“改正”的政策,这就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反右派斗争的错误;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这是邓小平本人的历史局限性,反映了他的自身思想的矛盾。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彻底否定,对它的前身——反右派斗争,没有任何理由不进行彻底否定。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样的党内的“替罪羊”就可以彻底否定,而反右派斗争没有这种“历史罪人”就可以不彻底否定。要说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反右派斗争并不亚于文化大革命。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个人的责任毕竟是次要的,历史的自身逻辑和体制原因更为重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无意苛求邓小平,我们也不认为应由毛泽东一人承担这个过于沉重的历史罪责。但正如对待其他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样,对邓小平同样也不能搞“两个凡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错误有多有少,在历史上的得分有高有低,但不能说,某一个领导人一点错误也没有。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在这里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本人以及邓小平等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当时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反右派斗争,都要负或多或少的责任。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历史,是千百万受害的人民及其家属、子孙(无庸讳言,被划成右派的人们中绝大多数是社会的精英),我们面对的是民族的灾难,是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是对当年反右派斗争还是20多年后的为反右定案,我们主要的不是追究个别领导人的历史责任,而是主张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显然,在邓小平手中未能彻底解决的历史遗案,应由他的继承人来完成,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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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4条) 发表评论

  • gjp (游客) : 陈老师的,第一次拜读你的文章,受益匪浅,收藏你的博客了,谢谢

    2010-10-28 00:03

  • xianzho12 (游客) : 陈老师,你好。我也是九江的老师,很感动于我·。

    2010-02-02 09:34

  • 陈林森
    陈林森 : 我主张彻底否定反右斗争,并不意味着我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2009-11-28 08:06

  • 周公梦蝶 (游客) : 这是执政者几十年背的包袱之一, 早卸早解脱.

    2009-09-26 17:52

  • 简木易 (游客) : 今来拜读,感慨万端。为能结识陈老师感到荣幸,也为中国有您这样有良知、有胆识的宗师而骄傲。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的本来面目迟早要大白。 博文我收藏了,您的执着与正义我也收藏了。谢谢!

    2009-09-26 06:30

  • 啊噶发表 (游客) (游客) : 啊啊啊的嘎达

    2009-09-25 21:35

  • 啊噶发表 (游客) : 对陈老师的正直与勇敢表示敬意!但与崇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集团讲理恐怕令人不乐观·····

    2009-09-25 21:34

  • 东北向前
    东北向前 : 在深圳过的还好吗?

    2009-09-25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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