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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枣树”的特殊句式的变异用法

                                         鲁迅关于“枣树”的特殊句式的变异用法

陈林森

鲁迅的散文《秋夜》的开头有一个著名的句子: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段话包含4个句子,而其主要内容用一句话就可以明白:我的后园有两株枣树。鲁迅把它分割成4个句子,后两个句子还有重复之嫌。

鲁迅为什么要这么写?

论者的解释(经笔者整理)是:

一,这是作家的视野所及、录为文字的一种客观表现。他出门来到后园,第一眼看到了一株枣树,接着扫视,又看到了一株枣树。人对周围世界的观察是线性的,墙外的两株树距离有远近,人的观察有先后,作家这样写有它的真实性。

二,光这样说显然不够。因为这是“我的后园”,作者不可能一无所知,对墙外两株树的种类应当是已知信息,不会动笔时才去观察。那么这应是作家的一种情绪的反映。例如:沉闷,孤寂,无聊或者无奈,等等。

三,除了情绪的意义,还应有形象的意义。如果两株枣树一起说,就是一种“群象”,但作者以奇特的重复修辞格凸现枣树,这种特写镜头式的表现手法既强调了两株枣树傲然独立的精神风貌,又形成了全文整体意境中的骨脊,因而鲜明突出。

鲁迅的这个句式,形成了一种新奇的模式,就是将一个可以概括叙述的句子强行拆分成两个句子来说,从而创造出某种奇崛的表达效果。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是没有适合这种表达方式的时空环境。

比如一名中学生这样说(写):接下来我有两节课,一节是数学,另一节还是数学。这样说可以表达某种情绪:厌烦,无奈,不满……是否多少有一点?

又比如,你买了两张彩票,等开奖的那天去对号码,拆开第一张没有中,没关系,还有第二张;等第二张对完,你发现,第二张也没有中。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想起了鲁迅的那个句式?

半个月前,我写了一篇博文《好句子能不能“抄”》,就补充了鲁迅这个句式的例子:“比如鲁迅的名句: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你把它改写成:我家的窗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柳树,另一棵也是柳树。”这个“抄”的例子是我杜撰的。这当然是拙劣的模仿,不足为训。而实际上,近期我看的当代小说中,和鲁迅这个特殊句式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还真的不是绝无仅有。在这里我称之为鲁迅特殊句式的“变异用法”(不使用“借鉴”“抄袭”“模仿”等有任何情感色彩的名词)。我们来研究一下这类句式存在的合理性。

一刀为他,另一刀还是为他,只因他是,他的儿子。(叶倾城《永不缩回双手的父亲》,《中国青年》1999年第8期)

作者在文中写了两个故事,这是结尾的一句话,与第一个故事无关。第二个故事中又包含了父子关系的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是说儿子小时候顽劣异常,父亲要教训儿子,有一次举起菜刀吓唬他,被儿子夺刀砍伤了父亲的右手;第二个小故事,是说儿子出走多年后荣归故里,当了将军,将老去的父亲安置在后院,一天仇家来了,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用唯一完好的左手去与仇家搏斗,结果双手俱废。这里作者甩出这个“鲁迅式”句子,用来颂扬如山父爱。作者不说“两刀都是为了他”,如此效果当然不好,因为这是时间相隔很长的两个故事,不宜合起来说,并且分开来说,可以增加读者思考的时间,以增强最后之结论的力度。

陈阵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张巨大的狼口,上面是锋利的狼牙,下面也是锋利的狼牙,没准他正走到上下狼牙之间,狼口便咔嚓一声合拢了。(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这里的描绘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的第一章,下放到内蒙古草原的北京知青陈阵一次单人独骑误入狼群时的感觉,将“锋利的狼牙”分述,可以恰如其分地刻画主人公身处险境无处逃遁生死未卜的恐惧心理。

母亲听着,眼泪唰唰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虹影《好儿女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这个是写母亲在听了石妈哭诉时感动的情状,小说里说“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说明母亲一辈子坎坎坷坷,受尽艰难屈辱,但内心还是柔软的,不希望别人过得和她一样艰难。这是从旁人(女儿六妹)的眼光看到的景象,煤球在地上摔碎是有层次的,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引起触动,也表现了女儿对母亲不理解的愧疚。

马撒开四条健壮的腿,哒哒哒,哒哒哒,一下狂奔起来。路边的树、庄稼、花草,还有不远处的房子,风吹似的,齐刷刷往身后跑。麦子的头发飘起来,向着家的方向飘;母亲的头发飘起来,也向着家的方向;风吹来,身上的东西都往家的方向跑。而麦子的心,如路边草丛奔跑的野兔,早飞到了前面。(李金桃《梦里的小鸟无处飞》,《飞天》2020年第1期)

作者本来可以说:麦子的头发飘起来,母亲的头发飘起来,都向着家的方向。为什么要分开说?麦子的父亲用马车载了麦子的母亲和麦子到城里去(母亲去治病,麦子去陪护),麦子的心对城市充满好奇、向往和期待,这种心态是通过麦子的头发、母亲的头发以及身上其他的东西都往身后跑,都向着家的方向飘来对比反衬得以强化的,比衬的材料愈加突出,对比就更加鲜明。这样写,也增强了抒情的意味,使读者仿佛也有了美好的期待。当然,这种美好的期待和明快的节奏与小说最后的黯淡结局构成了浓重的悲剧性色彩。

修辞学家认为,语言的创新就是根据实际需要临时创造的语言手段来加强表达效果,往往表现在突破现行的语言规范。创新又分为表义性创新和表情性创新。为了反映新事物和新概念而创造出新的词汇,属于表义性创新。为了更有效地表达原有事物和概念或者为了表达感情色彩的创新属于表情性创新。前者多表现在词汇上,后者多表现在词法和句法方面。(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鲁迅关于“枣树”的特殊句式就是属于表情性创新,它在句法上突破了现行的语言规范。现行的语言规范是什么?是简明性。是指语言表达要求简洁明白,言简意赅,也就是要用较少的语言形式表达较多的内容。张志公说:“一般说来,文章应该尽可能的写得简洁。”“一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意思,不把它扯成两句;一个字就够了,不去用成两个字。”(张志公《修辞概要》)“一般来说”,就意味着这是“规范”,是公认的规则。但是鲁迅关于“枣树”的特殊句式却突破了这一规范,不是删繁就简,而是不惜叠床架屋,避简就繁,用一句话可以说清的意思说成两句话。这种表情性创新是作家在某种具体语境中根据表达需要临时创造的,由于其偏离规范,突出形式,使形式鲜明醒目,往往会产生特殊的表达效果。然而由于类似的语言环境并不经常出现,因而人们不再或很少采用这种形式,但倘若出现了类似的语境,这种创新就可能在其他作家的笔下重复出现。当然这种“重复出现”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新的语言环境上的新的创造。例如以上的4个例子,我们甚至感受不到它们“模仿”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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