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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应松:写作与读书:最好的生活(广州的演讲)

写作与读书:最好的生活

——在广州“岭南大讲坛”的演讲

陈应松

    我从寒冷的武汉来到温暖的广州,有了一种春天的感觉——在武汉,这样的天气可能要等到4月,可见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多么的不同。现在的北方还在零下30多度。但是不管是寒冷还是温暖,我们面临的世界是共同的,我们的精神遭遇是共同的。前不久,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会上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生活在一个残酷而困难重重的世界上。我比较欣赏他这种不掩饰矛盾不粉饰太平的态度。没有必要盲目乐观。中国人比较喜欢盲目乐观,总爱把幻想中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来歌颂,以为今天没遭偷抢今天就是太平盛世,昨天被偷了抢了是个人没注意,是个人的遭遇,与时代无关。其实,说句实话,生活在21世纪,没有什么好得意的。不是一个人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整个地球是生还是死的问题。比如气候问题,有一份在国内没有公布的国外报告称:再过10年,到了2020年,有可能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上海、天津,包括我们广州,会被海水吞没,因为海平面可能会上升一米。

    这是何等可怕的灾难。而我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面临的灾难也同样是毁灭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信仰崩溃的时代,一个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教人及时行乐的时代,我们的灵魂在迷失中流浪、哭泣、受难,无家可归。互联网摧毁了人们的阅读,而经济崛起的疯狂引诱着人们对金钱追逐的冒险和热衷。让一种世代被尊敬和推崇的读书人的写作——也叫着著书立说成为破落的职业。说到底,这是信仰在我们社会快速衰败和消失所造成的。所谓感动、信仰所培养的的坚定与爱心、细腻的对他人的同情和理解、对假丑恶的极度憎恨、对心灵良久的熏陶和感染、在理想主义中的浸润,都是不需要的。在追求经济效益、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人们只需要一副铁石心肠。欲望的恶性膨胀带动了整个社会向下沉沦,使得我们尊崇的做人准则,沾染上流氓性质,我们的社会与下流的生活方式靠得很近,在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极大化地突出了欲望的不可战胜和必不可少,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忍耐与宽容对这些黑暗腐败的生活表示了顺从,并且相信一种谬论: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在无尽的喧嚣和嘈杂中,在醉生梦死中,让所有的价值观都成为漫漫黄沙。一觉醒来,世界已经面目全非。回到过去已无可能,幻想未来又没有依据,活在现代更令人窒息。

    那么,对于更多的人,怎么办呢?只能用冷水煮青蛙的办法去慢慢适应这个社会,让自己在金钱和权力的奴役中安乐死。这种生活无可厚非,而且充满着响亮的、理直气壮的声音,五光十色,满街都是。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一小撮人,因为人类历史平衡的需要,葆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气质,将信仰当作一种虚构性的倾诉,在喃喃自语中,在孤独平静中保存一些信仰的亮光,一些信仰的火种。这些人有许多种职业,但有一种叫着作家。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不争气,把自己混同于商人、掮客、骗子、妓女、流氓。另一些所谓作家是因为体制原因,滥竽充数地当着作家,也没什么作品,误入了这个圈子,别人看着难受,自己也难受,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我今天不是说这些人。我说的是真正的作家,他们之所以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为自己争得说话权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说话权

    我们每个人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隐藏,活在温柔乡中,或是因为去干了别的职业,放弃了自己说话的权力。每个人尘埃化——就像德国作家威廉·格纳齐诺在他的小说《一把雨伞给这天用》中说的那样,就是不说话,绝对沉默。但是这时候,不能沉默的历史往往会召唤一些人出来说话。就像一个人长了脓包,一定要有个人来挑破,这个人就是作家。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说过一句伟大的话:如果我们不开口说话,沉默的黑暗统治就会降临。他的话就是作家行动的指南。我以为,这句话应该刻在作家协会的门口,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社会之所以需要作家,正是基于这个沉重而又严峻的原因。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让每个人说话,在西方社会也是如此。你有投票权也不等同于说话,投票是一种极其原始的说话方式。即使你能够说话,你的话也不能保证精粹、客观、理性、中肯。街头政治让你去呼喊口号,表达你的愿望,那是一种狂热和偏执,情况往往如此。比方台湾的台独分子,疯狂偏狭到了何等可笑的地步,就像一群小丑和疯子。

    在我们这个转型的国度,刚由温饱向小康过渡,还有许多地方连温饱也没有解决,社会有大量的不民主事件层出不穷,一个又一个问题接踵而至,积重难返,人民说话的渠道,自由表达意志和意见的渠道不是十分畅通,又加上整个国民的教育程度不是很高,政府官员的不作为,一些本来有说话权的人把时间耗在了财富的积累,最后因生活的优越而对社会的现实日渐麻痹。有一句话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想表达的东西得到了满足,而更大的话题因为不合时宜、被人压制,他就不再有表达的兴趣。这种种情况,造就了一些喜欢用文字表达的人,有正义感的人,来代表不能说话的群体出来说话,或者代表我们的某种缺失,来表达和说出来。一个作家,只要说话,一定是我们社会没有说过的、不敢说出的、稀缺的。他比其他人,比各个社会群体与阶层表现出的勇敢、坚定、信念、义愤、警惕、忧虑、厌恶都更加的明显、深切和浓烈。正因为一部分人为说话权的争取,换来了社会的清醒。

    我们常常把某部文学作品称作一声叹息,或一声惊雷,或一颗炸弹,或一泓清泉,这种种的评价都是说的他说话所表现出来的分量和质量。好的文学作品或者惊天地泣鬼神,或者镇妖魔暖人心。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了文学的发声,没有了作家的发言,会有更黑暗的东西不断降临在我们头顶,降临在我们内心。沉默变得更加深重,我们将失去思考的权利。放弃说话的权利等于放弃思考的权利,放弃思考的权利等于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托尔斯泰在那个时代,被称为精神导师指路人。他一个普通的作家,甚至他自谦说他只是一个农民,既不是呼风唤雨的政客,也不是叱咤风云的将军,他为何成为了人民的精神导师?为何成为了整个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指路人?答案是他用他的道义和良知,他深邃的思想,用艺术形象表现出的俄罗斯民族的深重苦难和思索,憎恨和热爱,深深打动并震醒了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说话权是不能够放弃的,它是属于作家的,仅仅属于作家的。

    作家的这种权力是争取的而不是别人恩赐的,他比常人更加勇敢和强硬,内心必须有强大的支撑,他放弃了一些世俗的享乐,在书本中寻找答案。他虽然被称为作家——坐在家里,成为我们社会的超级宅男和宅女,但他们必须保持与社会的紧密联系,他的神经,他的思维像全天候雷达,不停地监视着这个社会每天发生的事情,寻找目标,把它慢慢地变为小说故事和语言,变为一个个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形式,以文学的名义向社会发布出来。他有时候会深入到不毛之地,有时候深入到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忍受误解、威胁、良心的折磨和孤独,为的是要揭开我们生活的真相。也探讨人在社会中的无数可能。

    一个作家的写作,他通常要面对比他强大一万倍的敌人,这种说话权的争取有时候是抢夺,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一种选择。明知道别人要掐断你的喉咙,你也要发出那一声。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年代屡见不鲜。闻一多有一首叫《一句话》的诗有两句是这样: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一个有正义感和良知的作家和诗人,他就是要说出那句是祸的话,他就是冲着那句话来的。写作作为一门独特的职业,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就是发声,他永怀理想,敬畏信仰,有时候,并不是像鲁迅先生说的,要唤醒铁屋子里的人,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一种倾诉欲望的驱使,很难说他带有多么伟大的企图,想做一个决斗者,有些东西是旁人强加给他的。一个人之所以喜欢写作,在写作中用笔说话,是因为他拥有思想、年龄、经历、平静的心态,还因为他觉得有了说话的魅力,相信有人倾听。一个倾诉者面对虚空中的无数倾听者,这种神秘的交流与呼应,是每个人都渴望的。所谓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从这一点来说,写作者并不孤独,他拥有同时代的许许多多陌生面孔的拥戴和赞美。一部好的作品的出现,一个好的句子的产生,都会引起人们由衷的赞叹和欢呼。他的在角落里的写作会引来阳光下的回声。这种回声携着他的名字穿越历史,长久地留在一代一代读者的记忆中。

    幸福感

    有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作家的生活方式,认为写作是属于损害身体的一门苦差事,因为写作要苦思冥想,用脑过度,还要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作家是一群有病的人。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一般来说,作家是绝对精神正常的群体,比常人更健康,更清醒。可能有点偏激,这是有意为之的,不是那种有性格缺陷的偏执狂。偏激的写作有时会事半功倍。

    文学写作有着无数的不确定性,写作者往往在绝处逢生,找到新的风景。他时常被绝望与希望笼罩,也时常被惊喜跟随。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许多遽然而至的幸福,这种幸福将通过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思索获得,靠他的控制力获得,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写作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职业。正因为是一个人的事情,自恋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写作是充满善意和同情的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一个写作者只有通过善意与同情进入他的写作世界,他获得的世界也就越大越宽阔,获得的愉悦和幸福也就越多。仇恨只是它的外壳,在骨子里,作家只有同情和理解他人,他的作品才有意义。

    幸福感的获得并不仅仅是通过物质的享受,精神需要的空间更为广大,获得幸福的来源多种多样。有一些是直接幸福感的冲击,但确切地说,身体的幸福只能叫快感,是形而下的。比如性,比如美食,比如吸毒等等。这种快感来得很快,消失得也迅速。但写作的幸福感是持久的,长年不断的。我常常给人讲我写作获得的幸福感,许多读过我作品的人相信,因为他们在我的作品里,字里行间,看到了我的纵身沉醉,那些语言的出现,一定是自己非常得意的。我在另外的场合说到写作是一种精神狂欢,这是真实不虚的。有人的写作没有得到幸福感,那是他还没有进入到创造的深处,还没有专心致志,还在写作的外围游移,还没有开窍,还没有找到写作成功的钥匙。怎么样将写作变成一种驾驭和征服,还要找到一种英雄主义的胆识,与天地同气相求的胸襟。

    写作有无数的技巧需要攻破,每一个小小的进步,每一个技巧的突破,总是伴随着无边的喜悦和幸福,经年累月地将自己控制在某一种创造的氛围中,这本身就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同时,他又在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我讲一个文坛的事实。这就是如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作协会员出书,大多是自费出版的。我一年里收到别人的赠书不在百本之下。仅我去年在荆州市挂职,收到当地作者的书就不少于六七十本。这些书基本是自费。也就是说,这些酷爱文学的人,一生基本上把时间耗在了写作上,而他们的写作却是亏本的买卖。商人的算计认为亏本的买卖是不干的,对于这些基层作者来说,却正相反。你想想,出版要倒贴,有的作者卖房子也要出一本书,因为写作耗掉了大量宝贵时间,摆个地摊也比这强啊,多少有点收入啊。写作为何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能把一些人牢牢地锁住?如果没有一种比挣钱更大的幸福感,他能坚持吗?他又不是那种智力低下的傻瓜。有时候我都想不明白,这些作者他们明知道出名无望,却依然不愿放弃,兴趣盎然。其实他们追求的正是一种愉悦和幸福,成功赚钱与否,他是不管的。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幸福自己的过程,否则的话,很难解释。

    我一直认为,写作是这个世界上最高雅有趣的一种精神活动,是充满了真正生命意义的工作。我倒是不理解那些商人赚那么多钱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些当官的抓那么多权干什么?我不相信一个商人,一个官员,会比这些写作者更幸福。有人曾问我谁最幸福,我的回答是那些深山老林里未见过世面的农民最幸福。我在神农架,有一首山歌这么唱:烤的疙瘩火,吃的洋芋果,喝的苞谷烧,除了皇帝就是我。一个农民认为自己的幸福仅次于皇帝。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说:仅仅依靠语言与上帝抗衡,甚至要胜过上帝,这便是作家。你看,作家的幸福指数竟在上帝之上。作家的确胜过上帝,他的创造无所不能。美国作家布考斯基说:写作是最终的精神病医生,是所有上帝中最慈善的上帝。写作者用作品最终鉴定人类现存的精神状况,充满仁慈善良的创造,他的确是一个慈善的造物主,在解脱人们精神的苦难和救赎世界信仰的迷失上,在消弭仇恨,安抚人心上,在拯救灵魂和召唤仁爱上,它具有绝对的神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给予是一种幸福,写作就是给予,甚至将自己的心整个献出来。牺牲也是一种幸福,写作就是牺牲。没有哪个真正的写作者不是将自己的热情耗尽,不可想象,如果他不全身心地拥抱世界和读者,他的作品会受到欢迎?巴金说: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就是作家必须要做到的。如果他把心藏藏掖掖,虚情假意,如果他不磨炼技巧,把读者当傻瓜,他只好等着读者抛弃他或根本无人问津。自己没感动的,读者必不感动;自己不曾沉醉的,读者必不沉醉;自己无愉悦的,读者必无愉悦。

    文字冒险

    写作就像漂流一样,就是文字和艺术的冒险。在艺术上循规蹈矩,不敢逾越,无法惊艳世人;文字上平庸无趣的,得不到喝彩。文字的冒险跟如今人们在商业上的冒险有异曲同工之妙,从本质上来说,文字的冒险更适合人类对未知精神世界的探幽洞微。文字充满着奇妙的组合和表达的技巧,一个好句子一个好情节的出现如闪电划过夜空,可遇不可求。一个驾驭新的语言风格出现在文坛的作家,往往会给文坛带来一片惊呼和光芒。在古代,一个诗人的一首好诗会一夜之间通过手抄传遍全城。这种风光李白、杜甫、南唐后主李煜、宋代词人柳永都经历过。只是如今信息的爆炸和技术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对文字的新奇不再敏感,连批评家们也不是注意一个作家出现的语言价值,而放在其他作家们共有的东西,比如作品的社会意义之类的分析上。文字是直接关联作家情怀和趣味的。一个好的作家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是很在意他的作品究竟有多少了不起的意义——一种批评界界定的意义,而是他自己在文字的冒险上走了多远,他有没有一两句成为经典,打动过读他作品的人没有?如果打动,语言自然有意义和分量。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百分比,全凭作家自己的拿捏。

    以我自己的体会,我从内心里并不想做一个别人通常所说的思想家,一个他们通常所说的为民呼号的打抱不平的作家。诚然,我们写作的冲动有某种为人生的信仰,但写作者最看重的还是神奇之境、奇异之气的获得,干预生活也好,鞭笞现实也罢,牢骚也好,痛哭也罢,自己的风格,自己的倾泻才是最重要的。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杜甫为李白抱不平,但我尽情尽性放歌,恣纵不羁,心存高远,管它谁来赏惜,我不是为别人活着的。幸福是自己的事。

    语言文字或者言说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引导、引诱着作家,一个人做人的深度就是他文字的深度。一个浅薄之人,他的文字亦浅薄;一个内心苍白的人,他的文字必苍白;一个深沉的人,他的文字比海还深;一个宽厚的人,他的文字像天空一样宽阔,像大山一样厚重。一个狡诈的人,他的文字毫无真诚可言;一个阴险的人,他的文字冒着地狱彻骨森冷的凉气。

    文字是在不断诠释中获得最佳表现力的。使用文字是一种避免重复的艺术,绕开以往的文字,不走老路、旧路,每天要把文字擦亮,要找到响亮的声音,敲击读者,让他们对文字、文学保持住兴趣,对你保持住兴趣,这是一件难事,也是一种幸福的期待。对文字小心精微的伺弄是作家的本领,他要谙熟文字的每一个细小的差别,寻找它的缝隙,扩大它的边界和张力,激活它的美艳,掂量它的轻重。优美文字的出现是神灵的燧石,你会在很久后重读自己的旧作时想:这是我写的吗?我能写出如此漂亮的文章?这些句子是怎么想出的?了无痕迹,句子出现了,成为事实。

    再一个,我们的写作有一种私密性质,在一部作品的讲述背后,在文字背后,藏有我们许多的未解之谜,有许多的隐秘让我们猜想。往往这些东西是读者最有兴趣的。一部《红楼梦》有了红学,让几百年人们争论不休,对它的解释可能有比《红楼梦》多几千几万倍的文字。大家寻找的就是作品背后的隐语。

    理解他人

    写作能使我们去理解他人。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理解他人的过程。如果你发誓要做一个写作的人的话,在那种极其心平气和的环境里,在字句的斟酌中,你会像一个最懂道理的人,最能够设身处地替人作想的人,最公正无私的人,来理解某一件事和某一个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不幸的人们,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悲情,你会特别敏感,多情。常常会因一件小事让你泪流满面。在许多关于作家的轶事中都有过这种记载。在作家们夜深人静的书房,会听到他们的痛哭声,那是他们正在为他笔下一个人物的命运而号哭悲痛,而捶胸顿足。

    一个写作者他善于理解他人,洞悉人性的所有弱点,这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得很低,他写作的时候他从不认为他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有身份的人,可以对一个人物,对整个故事颐指气使。他小心翼翼的服侍着他的人物,就像一个奴仆服侍一个主人。

    对人探索真的是美妙无限的,这个写作者不管他在日后的写作中有否成就与建树,但他会变得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从这一点来说,写作对完善一个人的品质和性格,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些我们生活中不讲道理的、薄情寡义的、冷酷变态的人,肯定不懂文学也没有学习过写作。反之,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温润待人的、一个感情丰富的、一个替人作想的、一个尊重生命的、一个正义凛然的人,往往懂得一点文学也写过一些东西。

    理解他人还出于一种好奇心。南美作家略萨这么说过:如果一个人投身于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那他就是在用某种方式保护自己,抵制与社会脱节、颓废和好奇心的丧失。写作正是如此。一个人总有些好奇心,对于某一件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这么悲伤?他为什么要残忍地对待一个他所爱的人?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个人?等等。这些疑问,变成了追问,最后总是变成理解,甚至对杀人犯也可能同情。雨果在《巴黎圣母院》里,对又老又丑的、两个肩膀当中隆起一个驼背的敲钟人伽西莫多是同情甚至是赞美的。事实上,卫队长弗比斯在与艾斯美拉达幽会时,是谁把弗比斯刺死的?是伽西莫多。那伽西莫多是个杀人犯。而且就算弗比斯是欺骗艾斯美拉达的,那关你什么事呢?雨果为什么要歌颂这样的人呢?这就是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伽西莫多是个弱者,他站在弱者一边。他的丑恰恰代表了人性的美。托尔斯泰曾为杀死了亚历山大三世父亲的五个首犯求情。他写信给亚历山大三世,他说,如果你把这五名首犯判处绞刑,那么马上就会有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五百个人替补他们的位置,因为罪恶繁殖罪恶,仇恨繁殖仇恨,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历史的关头选择了恶,放弃了善,俄国就将陷入血泊中。他说,陛下如果以善报恶,你把他们放了,而且你给他们钱,把他们请到克里姆林宫,用《圣经》的话来说,爱你们的敌人。托尔斯泰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是我托尔斯泰会号啕痛哭,我会俯在地上亲吻你的脚,慈悲和爱会像泉流一样流向俄罗斯。他这是要冒着风险的,亚历山大三世当然会拒绝他。但是托尔斯泰是正确的。因为他代表着人类的善与同情。俄罗斯不幸被托尔斯泰言中,亚历山大三世被以列宁为首的革命者推翻,全家处死,后来整个俄罗斯陷入了八十年的血腥之中,斯大林究竟杀了多少人,只有天知道。一个杀人犯在作家的笔下也是有血有肉的,不会面目狰狞。以我的小说《马嘶岭血案》为例,我毫不掩饰我是站在杀人犯一边的,罪有应得那只是法律的一种说法,作家同样要细腻地理解一个杀人犯的内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为什么把一个弱者逼上悬崖?我并不是去煽动杀人,不是纵容犯罪,我所做的是理解,探讨的是关于人的尊严的问题,关于怎么打破人心壁垒的问题。

    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说:我们小说完整地保留了人的价值,使人更加完美,而绝不包含任何使人道德沦丧的东西。也许这正是我们的小说能够征服人、使人激动不安的原因。这里说的,我们的写作就是要使我们作为更加完美,我们的文学作品完整地保留、保存了我们人类的所有价值。一个作家,应是这一切美好东西的保管员和收藏者。他不会亵渎它们,只会爱惜它们,研究它们,照顾它们,使它们增值。

    写作者的爱怜之心,有时候会泛滥成灾,所谓怜香惜玉,爱屋及乌,他的作品中对所有人的命运都会一视同仁地同情和哭泣。当一个作家与他所创造的人物一同悲欢的时候,他获得了世界,拥有了人间最为宝贵的真理,最宝贵的爱、悲悯和自尊。

 

    下面我说说另一个话题——

    读书

    我开头说过,时代的畸形发展正在摧毁人们的阅读。全球的情况完全一样,不分东西方,不分社会制度。有资料说,在美国,一个成年人每年只花99小时读书,而看电视的时间是1460个小时。于是有识之士惊呼:美国将会成为一个白痴民族。那么我们中国呢?前几年有过一个统计,在我国识字者图书阅读总体中,中国人每人每年平均读书不足5本。这是否还包括通俗杂志和一些考试教科书?肯定比美国人还少。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究竟花了多少时间捧起书本阅读?我们年轻的一代每天又有多少时间是在电脑上、网吧里?只要统计一下,这将是一个悲惨的、令人绝望的数字。去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我去了,得到的信息依然是使人沮丧的:读书这样人类的一种古老而优雅的生活方式,正在飞速远去。在开幕式上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到,书在网络时代的确遇到了麻烦。但她说她作为一个东德人,认为书很重要,当年就有许多人悄悄把书从西方带到东德来,在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她认为书充当了一个角色。书籍传播的政治性被她突出出来。但她说的是对的,书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太重要了。

    英国诗人汤玛斯在一首叫《时代》的诗中这么写道:这样的时代,智者并不沉默/只是被无尽的嘈杂声/窒息了。于是退避于/那些无人阅读的书。书籍是何等重要,在这里我不多说。但读书和写作是一对连体婴儿,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人喜欢嘈杂和喧嚣,这是一种选择。如果稍微放低一点人生的标准,一个人很容易投入到嘈杂和喧嚣中,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态度放纵自己。而读书和写作,却是一种人生的收敛,是要把心猿意马收回到那个比较规矩、比较智慧、比较健康、比较向上、比较向善的模子里去,同时,也是一种避免这个时代伤害自己的保护措施。

    不读书的民族肯定是一个白痴民族,不读书的人也是一个白痴。书永远是让人聪明的东西,它会让你宽阔,人生的经验在生活中可以获得,在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好书是为倾听者而存在的,书是从远古传来的智慧的潮汐。卡夫卡说:书是挥舞着对付内心世界冰封的大海的斧头。的确是这样,书有着这样的力量,像一把斧头,把我们内心的许多东西,被冻结的、蛰伏的许多东西砸碎、唤醒,使我们重新获得活力,解放自己,扬起波涛,迎风怒吼,深沉歌唱。

    我说的读书不是指一般的阅读,不是指阅读报纸和通俗读物,是指好书,那些能影响我们心灵的书。阅读是一种趣味,高雅的趣味是通过高雅的书培养的;低俗的趣味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阅读。那些取悦人的、没有思想和内涵的文字,正在一个商品社会成为主流。好的书是阅读者并不多的书,而且往往是不合适宜的书。我对流行的东西抱有天生的抵制,这是一个读书人的直觉教会我的。人到中年后,已经有了分辨好坏书籍的能力,有了自己的阅读标准,基本不会进入到书商们的蛊惑之中。但是,年轻人可能会中他们的圈套,由此三番五次,一个人的阅读胃口就败坏了,阅读习惯就形成了。我们必须选择好书去读。

    一个好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没有好书的激励,一个人基本成不了作家。我时常就是在那些让我沉醉的、百读不厌的好书中寻找写作激情的刺激,把动笔之前的自己,强行拉到那些伟人的面前,幻想和乞求只要下笔,就与他们有同等的分量,与他们比肩而立,语言同样有他们的摇曳多姿,思想同样有他们的厚重深邃,叙述同样有他们的奔流跌宕。我在读那些大师们的作品时,常常揣摩他们书写时的心态,我发现,这些人无一不是以极度的责任心为后世立文。这些人就是写一封信,也要把它当作传世之作写。他们写作的那种投入状态,仿佛要在一篇作品中,集中他所有的才华,耗掉他所有的心血似的,倾其所有,献给读者。卡尔维诺在评论狄德罗的作品时称赞他的《宿命论者雅克》这部书说:这个文本的丰富性和创新动力,永不会完全耗尽。正因为好书有它的丰富性,它就像一部永动机,永远有着推动人类的能量。

    我本人的读书不全是为了我的创作,也跟在座的各位一样,就是一种热爱,为了自身的安宁,通过阅读时传递的安静,在书本中聆听自然和大地的指教,体悟历史的经验,整理自己的思绪,从而善待自己。我曾经也是一个不安分守己之人,我使用过各种方式让自己平心静气,后来发现,最佳的方式是赶快躺在床上读一本书。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就是与世隔绝的夜晚,所有的声音和煎熬我们的世界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书和自己的灵魂在自由交流低语,而烦躁的肉体在那时就被冷落,慢慢驱赶进梦乡。书是上帝派来的夜晚的精灵,专为安抚我们的身心的。

    好书是有好书的气味的,我们读多了,就可以一眼分辨得出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钱,一个月的工资才二三十块,又要抽烟,又要请客,又要养家糊口,可以说是朝不保夕,月月超支,可我仍然买了大量的书。只要是我那个县新华书店到了新书,我们必是第一批买书人。可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什么书都买。我每次搬家都要清除一批当年从牙缝里省钱买的书,我恨不得抽自己嘴巴,我怎么会买这些烂书,它对自己有什么益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就买了一堆垃圾废纸。包括一些毫无价值的通俗小说与杂书。所以,读书是一定要有所取舍的,不是找到字了就读。读书要人生经验的支持,还要有阅读技能。比方说,那些最好的小说,与报纸新闻和通俗刊物、电视剧里面的故事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好的小说让我们惊讶,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和神奇的穿越能力。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现在,我想以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一个极短的小说为例。这篇小说叫《加油站距此五十公里》。安妮·普鲁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她写过《断背山》,被台湾导演李安改编成同性恋电影,为我们熟知。这个叫《加油站距此五十公里》的小说全文519个字,但不是我们国内所说的小小说概念,我们的小小说没有什么内涵,很难叫小说。安妮·普鲁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短的小说,这也许是一个例外,我来全文读一下:

 

    农场人克鲁姆穿着手工制作的皮靴,头戴脏臭帽子,从事畜牛业,斜眼,散乱的毛发有如弯曲的小提琴线尾端,是个手热脚快的舞者,在木刺处处的木板地面可跳,下地窖楼梯时也跳,地窖摆了一架子自制怪啤酒,酵味浓,浑浊,冒出一圈圈泡沫花环,农场人克鲁姆夜晚在黑暗平原上酒醉骑马飞奔,在他熟悉的地方转弯,抵达峡谷边缘,下马,向下看着崩落的岩石,等待,继而跨出一步,以最后一声狂吼切开空气,衣袖在风车状双臂之上急窜,牛仔裤脚卷至皮靴顶端,然而在触地之前他再度升起,爬升到峭壁顶,浑似一桶鲜奶之中的软木塞。

 

    克鲁姆夫人手持锯子,登上屋顶,锯开十二年来未曾踏进一步的阁楼,因为老克鲁姆扣上大盘锁,三令五申,却刺激她一窥究竟的欲望,汗珠纷飞,她放下锯子换上凿子与榔头,敲打至一块破烂的屋顶板松脱,到她能看见内部为止:正如她所料:克鲁姆先生历任情妇的尸体——凭报纸刊登的相片印象认出:“女子行踪不明”——有些干燥脱水如肉干,颜色也与肉干相去无几,有些横躺在在屋顶漏水处之下而发霉,它们全部都被狠心使用过,布满沥青手印,靴跟的踏痕,有些涂上多年前粉刷百叶窗所剩的鲜蓝色油漆,有一个从乳头至膝盖以报纸包裹。

 

    如果你居住在荒郊野外,你就会自个儿找乐子。

 

    所有的文字都是突兀而来的,新奇,惊奇。叙述不按常理,结构出人意料,结尾更是妙不可言。这样的奇文只能说是神灵所示。这么短的一个小说,包含有无穷的内容。如果在报纸上,在通俗刊物上,可以铺陈一个几万字的东西,就是一个杀人案子。一个叫克鲁姆的农场放牛人,会跳舞,以跳舞引诱过一个个女人,然后把她们骗到自己屋顶的阁楼,进行奸淫玩弄,然后杀死她们,然后虐尸,手段残忍。十二年以后,终于被他的老婆发现,当年当地报纸上所有失踪的女人都藏匿于此。如果是一个故事,这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意思,只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结尾可能还要来这么几句: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等等。我们回过头来再想一下这个小说,该是多么的优秀和了不起。

    好的书是难以忘却的,往往是作家独一无二的创造,这样的文字,以其简洁和深刻的魅力,会把读者向上提升。读这样的文字,就是直接在智者的身上搜括智慧。卡尔维诺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无意识隐藏在深层的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富恩特斯谈到电视观赏的睡椅土豆现象说:观看者以完全消极的方式看着电视,就像一只卧床打盹的土豆。这土豆被连续不断的画面奴役了,根本没有批判性的、创造性的反应,而一本好书所要求我们的正相反。

    好的书是读者参与其间的,在阅读时你跟着书中的文字一起思索,一起旅行,一起成长,一起迈向那个背后的秘密。同时我们可以在书中寻找道德的勇气,寻找活着的理由,寻找生命的光芒,与生活中黑暗的势力,与时代的绝望和混乱抗争。由此,我认为,写作与读书,对许多人来说,对商人,对权贵,对在为生计奔波挣扎的人,虽然不是最好的生活,但对一个作家来说,一定是最好的、唯一的生活。

 

                              (根据2010116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坛”的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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