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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佩英——比牺牲在战场的烈士更伟大

王佩英——比牺牲在战场的烈士更伟大

陈林森

十几天前,我在炎黄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称任何人(只要是活人)都有权免费索取王佩英资料,资料包括郭宇宽著《王佩英评传》,《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刊有《寻找王佩英》一文)、《我们的母亲王佩英》影片DVD光碟。此前,我并非对王佩英毫无了解,513日我在本人博客上转帖了吴稼祥纪念王佩英赴难40周年的文章《虽亿万人,吾往矣》,文中称王佩英为“圣女”。但本着对王佩英的崇敬,我按帖子所附邮箱发去邮件,提供了索取者的四项内容:邮编、地址、姓名、电话。果然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收到一个包裹,当时因为中秋临近,我还误以为是亲友寄来的月饼,结果看到是书刊,外层包装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上面贴着一张邮件清单,寄件人署名“张可心”,就是王佩英烈士的小女儿。免费寄送资料的赞助人就是王佩英的三儿子张大中,他在1980年拿到母亲平反后政府发给每个子女的一千元抚恤金起步创业,后成为北京大中公司(北京家电市场的龙头老大)的董事长,30年来为国家创造了十亿元税收。张大中是“兄弟中间比较能干的,也和母亲比较亲近”(《王佩英评传》),显然继承了王佩英较多的基因,但如果极左路线延续至今,等待张大中的命运的,必然是被欺压的贱民或最普通的农民,如果他继承了母亲的性格,敢对政治发表“异见”,也一样可以被剥夺其蝼蚁般的生命。

王佩英的反革命罪行是“货真价实”的反对毛主席,她从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就公开地坚定地反对毛泽东、支持刘少奇,激烈地表达她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发展到1965年提出“退党”。她最早是在群众中议论,遭到揭发检举,后来她还到天安门散发传单,表达自己的立场。她的言行为所有人不理解,认为她“疯了”。王佩英从1963年被投进精神病医院开始,到1970年被杀害,经历了七年的非人折磨。经济学家茅于轼高度评价王佩英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称她为中华民族的烈士,认为她比许多牺牲在战场的烈士要伟大得多。“不要说大家都像王佩英一样,就算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那样坚守良知,这一系列悲剧就不会发生!”茅于轼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我们普通的草民也有责任,如果毛泽东和“四人帮”到美国去搞“文革”,肯定搞不起来。

王佩英反对毛泽东,不是出于一家一身的个人仇恨,不是出于自身的遭遇(虽然也有自身遭遇的因素)。有的极左人物扬言,现在“反毛”的都是地、富、反、坏的子女后代,毛主席当年太仁慈了,没有把这些“阶级敌人”杀光,否则现在就没有“反毛”了。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王佩英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工作,是老资格的革命者,建国后家庭生活蒸蒸日上,建国初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称自己“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有信仰”。三年困难时期,她说过:“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但她的家庭生活比起成千上万饿死的冤魂,那还是要强得多,至少她一家生活在首都北京,并且有工作保障。虽然王佩英地位不高,但她不属于“黑五类”。王佩英反对毛泽东,绝不是出于狭隘的一己之私。

王佩英反对毛泽东,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了解了大量真实情况,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结果。王佩英了解真实情况,是通过熟人、朋友的途径,了解的情况包括中央政策在基层造成的悲剧,中央高层的分歧和苏共二十大内幕。当时有一个同事暴天成,向王佩英叙说了在公共食堂体制下农民的苦况和农村“唯成分论”政策的罪恶。苏共二十大报告可能是她的丈夫昔日战友的遗孀马志新(有留苏经历)与她密谈的内容。这些情况,一般民众,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不敢说,或者不敢把罪责与党的领袖联系起来。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普遍僵化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为党的领袖有错误,都不会认为我们的党“有问题”,最多是下面的基层干部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政策”。

王佩英反对毛泽东,不是一种肤浅的认识,简单的发泄,而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是企图通过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党的路线、政策。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唯一没有举手的女中央委员陈少敏,她的认识是“刘少奇没有反对毛主席”“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王佩英的信念比陈少敏更加透彻,她的思想逻辑是:“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因为他已经成了和斯大林一样的独裁暴君,刘少奇就算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又怎么样呢?王佩英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错”。她清醒地提出:“毛主席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刘少奇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国家领导人。”今天,懂得中国当代史的多少人认为,毛泽东1956年党的八大时应当“下台”,或者提前“百年之后”,那他就是一个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形象的开国领袖。邓小平也说过,毛泽东1957年以后错误越来越多了。王佩英的认识只不过比一般人超前了20-30年而已。

王佩英反对毛泽东,自从她确立这个立场以后,从来没有动摇过。“文革”中她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无论造反派怎样毒打她,她始终不认罪。在牛棚中,人人每天早晚两次向毛的画像下跪请罪,唯独王佩英一人始终不肯跪下。为了抗议祸国殃民的“文革”和专制暴政,她多次在批斗会现场振臂高呼打倒毛泽东!王佩英196810月被逮捕,她在被残酷斗争中还想发出自己的一丝声音,就被嘴里塞进石头。19701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审大会,处决十七名现行反革命,其中著名的青年思想家遇罗克列第十名,王佩英列第十一名。刽子手们怕王佩英会挣扎发出声音,用细绳子扼住她的咽喉,未到刑场,王佩英已被刽子手掐断喉咙而牺牲。按惯例:死刑犯在刑场上须下跪受枪毙,而王佩英人未到刑埸已死,最终还是宁死不跪。

对建国以后的历史,反胡风我就知道一些,但那时年龄太小,印象只有一些胡风的漫画。反右派斗争我是经历过的,那时才读小学,当时的印象是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几名青年老师怀有同情,但当时不可能思考这场运动对还是不对。其后就是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我当时爱好画画,假期被抽去为公社展览馆绘制歌功颂德的宣传画,也作了儿童演员参加过批判右倾思想的宣传节目的演出,那都是好玩而已。但接着经受的饥饿,是铭心刻骨的。我吃过糠,喝过酱油(找不到吃的东西),吃过毫无营养的油菜脚(生产队油菜成熟前的老叶片),甚至吃过有毒的野生植物(以为可吃、吃后呕吐)。但当时还是孩子,不可能把全国性的饥荒与党的路线、政策联系起来。因父母的历史问题,我们姐弟实际上已经是贱民,遭到歧视和欺凌,受到多方面不公正待遇,造成了我强烈的自卑感,对我尔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比起那些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我们的境遇又要好多了。)但对伟大领袖仍然是满怀崇敬,毫不怀疑。直到文革初期,因写了党支部的大字报而被打成“小右派”,后批判了“资反路线”而被平反,一度感念毛主席。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反常的事件,我也没有停止思考,但主要是顺着毛泽东给我们的思路,例如用所谓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在奉命参加的文革游行中,呼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是拼命用最大的声音,以表示自己的虔诚。母亲因历史问题而被打成“三查对象”,也曾表示与家庭“划清界线”。但在1967年文革高潮中,我保持了一定的理性思考,在创办红卫兵刊物《赣北风雷》时期,写过几篇文章,实际上对“文革”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反思。给我心灵以最大震撼的是当时看到全国某些地方发生的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大屠杀的传单,它完全触动了我的良知的底线,使我看到了文革最罪恶最残暴最血腥的一面,这个事件对我后来最终同极左路线彻底决裂,提供了思想认识的基础。但是建国以后的洗脑教育对我也是成功的,那就是即使给了我们充分的思想自由,我们也不会去想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我们在相当长的日子里,也接受不到离开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和声音。正如《王佩英评传》中说的:即使是全社会的大灾难,很多受害者也不敢想,中央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即使大家想到中央的政策有问题,也不敢追究最高领袖有什么问题,只敢想是他身边的人蒙蔽了领袖。一个知情者说:王佩英看问题深得很,一开始就没有绕弯子,直接奔毛主席去了。

在这个意义上,王佩英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人,她的牺牲具有特殊的意义,她的平反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最高领袖(其政治实质是现代秦始皇)在神坛上的地位,在王佩英的反对声中轰然崩塌!她是在空前高压的法西斯暴行面前坚持独立人格、冲破个人迷信的伟大的中国平民女性,她的精神和勇气,她为信念所付出的代价,她的牺牲对中国迈向现代文明道路所产生的影响,都比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更加伟大。她和其他几乎所有文革和极左路线受害者不同,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还是民主人士,或者只是普通群众,当他们被批判斗争,或者逮捕入狱,甚至被迫害至死,他们最多只是辩解,自己是冤枉的,自己并不反对毛主席,在公开的揭露文革和四人帮的罪恶的回忆录中,许多受害者死到临头,还要高呼“毛主席万岁”,像邓拓那样的有识之士也不例外。只有王佩英始终坚持正义的立场:“我就是反对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不对”。在这个问题上,偌大一个国家,只有王佩英是清醒的。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九大以后,林彪成为接班人,其威望如日中天。这时我下放所在的公社有一个农村青年收听“敌台”,有一句话听了让我胆战心惊:“毛××是毛老虎,现在吃了刘少奇,以后要吃林彪。”当时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毛××会吃林彪,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对伟大领袖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毒攻击。可是一年多以后,温都尔汗上空一声巨响,完完全全证实了“敌人”对我们的攻击,毛××的确是一头狠毒的老虎,他不但要吃掉刘少奇、林彪,还处心积虑要吃掉对他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只是身体的原因,“食之不得下咽也”。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反毛,完全是被后者逼出来的。九大期间,林彪一伙主张“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就已经决心和林彪分道扬镳,不管林彪如何表现,即使林彪什么也不说,甚至称病什么事也不干,等待他的也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把林彪扶起来,目的完全是为了整倒刘少奇。毛泽东作为打着无产阶级招牌的极权统治者,一点也没有跳出封建皇帝的思路和逻辑,甚至比古代帝王更缺乏仁慈。

因为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在讲写作课时,常常要涉及到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思考这些传统美德的道德资源和反面事例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们曾把他当作思想道德最高典范的伟大领袖,他实际上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全方位的反面教员,他在我的思想深处的光辉形象早已全面崩溃,他的人格极为低下,心目中早已对他十分憎恶和鄙视。比如说诚信,他就是最不讲诚信、最出尔反尔的;比如说团结,他就是最不讲团结、拉一派打一派的;比如说人性,他就是最没有人性、最漠视生命的;比如说光明正大,他就是最不讲光明正大,最擅长搞阴谋诡计的。甚至在男女关系上,他也是最下流最卑鄙最令人发指的。这些,难道还需要我来举例吗?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铁道部的慕纯农同志(七大代表)说,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王佩英比我们深刻的地方,在于她较早地通过某些特殊渠道获得了关于某个历史人物的资讯并作出了最直接的结论:他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好领袖!事实上,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他的阴影至今仍在中国上空徘徊,成为中国迈向现代文明的最大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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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8条) 发表评论

  • 569 (游客) (游客) : 民主自由万岁

    2010-12-14 10:37

  • 5691 (游客) : 为民主自由信仰而死的人伟大。

    2010-12-14 10:33

  • 游客 (游客) : 他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好领袖!

    2010-09-26 12:21

  • 民主的细节 (游客) : 为民主自由信仰而死的人伟大。

    2010-09-24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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